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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翳姓名研究

 

作者:柳明瑞

 

  作为嬴秦受姓始祖,伯翳是虞夏之际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有太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可惜迄今尚无一本关于他生平的专著。本文也不作全面研究,仅就与嬴姓关系较为密切的几个问题作粗浅探讨。

 

伯翳其名

 

  伯翳,还有常见常用的另一个名字——伯益。实际上,他的名字就是单字一个翳或益。《尚书·尧典》、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和《史记,陈杞世家》等,都单用过一个益字。
  古人往往在单名前加大、加伯,或表爵位,或示尊意,并非其名的组成部分。古代,字无定势,多用通假。故二个人的名字往往有多种写法。伯翳之名,除上述益、伯益、伯翳三种写法外,还有若干写法,举例如下:
  柏翳 《史记·秦本记》一作柏翳,一作伯翳。伯,《前汉书·表》多作柏。
  柏益 《前汉书·古今人表·第二等上中》。
  伯■ 《史记·郑世家》:“秦,嬴姓伯■之后也。”汉桓宽《盐铁论·结和》:“伯■之始封秦地七十里。”
  伯仪 《昭明文选·班固(幽通赋)》:“嬴取威於伯夷兮。”《注》曰:“夷,一作仪。”
  化益 《后汉书·律历志》:“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皆不合经术。”唐颜师古注:化益“即伯益。”《世本·作篇》引《周易释文》:”化益作井。”《注》云:“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徐坚等《初学记》卷七引《周易释文》作“伯益作井。”《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汉高诱注:“化益,伯益也。”
  以上几种写法,除化益之化外,其他均为同声相假。不过,由于名字写法互异,特别是《史记·陈杞世家》在写唐虞之际“十一人”时,益与伯翳同出,致令后儒疑伯益与伯翳为两人。宋罗泌在《路史·卷三十四·发挥三》中,曾辟专文《辨伯翳非伯益》,其主要依据就是《史记·陈杞世家》那段话。
  在那段话中,有个“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十一人”名单(笔者称为第一名单):舜、禹、契、后稷(弃)、皋陶、伯夷、伯翳、垂、益、羹、龙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发现了其中的矛盾:“寻检《史记》上下诸文,伯翳与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陈杞世家》即叙伯翳与伯益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决邪?抑亦谬误尔?”
  幸好,我们可以用太史公之矛,攻太史公之盾,解开这个矛盾。
  《史记·五帝本纪》写帝舜时“女(汝)二十二人”、“二十二人咸成厥功”。除“十二牧”为概数未样何人外,出其名者实有八人:禹、皋陶、伯夷、垂、益、弃(后稷)、契、龙。共计二十人,与“二十二人”相比,差二人。查前文,知漏彭祖与夔。前八人加上所漏二人,为十人。这时没有舜,因为他已贵为天子,不在“臣”列。若加上舜,便合成“十一人”名单(笔者称为第二名单):舜、禹、契、后稷(弃)、皋陶、伯夷、垂、益、羹、龙、彭祖。这第二名单应与“唐虞之际”的第一名单完全一致。但仔细参校,发现第一名单有伯翳而无彭祖,第二名单有彭祖而无伯翳。问题就出在这里。“十一人”之数已定,第一名单不该漏彭祖,则知伯翳之名为重出。若益与伯翳不算重出,则人数即变成十二人,明显有舛。若将第一名单中伯翳置换为彭祖,则两表完全契合。
  《史记·五帝本纪》还有个“尧时而皆举用”、至舜时才“分职”的十人名单:禹、契、后覆(弃)、皋陶、伯夷、僵(垂)、益、羹、龙、彭祖。若加上舜,亦成为“十一人”名单(笔者称为第三名单),与第二名单完全一致,再次证明了第一名单确系漏记彭祖而重出了伯翳。
  其实,晋皇甫谧早已发现并纠正了《史记·陈杞世家》的“谬误”:《帝王世纪·五帝》写尧时有“二十五人”。与《史记·五帝本纪》“二十二人”相比,增加殳新、朱虎、熊罴三人,恰成“二十五人”之数。出名字的“大功”臣为十人:舜、禹、契、后稷[弃)\皋陶、伯夷、■(垂)、益、羹、龙。十二牧加殳折等三人,再加舜等十人,恰为“二十五人”。但对照《史记·五帝本纪》,知这“二十五人”名单实误增殳折(《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均无此人)而漏记彭祖。如从“二十五人”中删殳折,在十人名单中增彭祖,则变成唐虞之际的“十一人”名单(笔者称为第四名单)。如此以来,唐虞之际的“十一人”,第二、第三、第四名单完全一致,即:舜、禹、契、后稷(弃)、皋陶、伯夷、■(垂)、益、夔、龙、彭祖。足证《史记·陈杞世家》所写第一名单,重伯翳漏彭祖,是个极为明显的“谬误””若以此
“辨伯翳非伯益”,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
  益或曰伯益与伯翳“是一人不疑”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文献所载史迹完全相符。没有这一条,恐怕还是难以坐实二名为一人。因为同名者未必即一人,还得参考其他方面方可作出判断。
  先看益或曰伯益:
  《尚书·舜典》谓益做“虞”官,为舜主管“上下草木鸟兽”;《史记·五帝本纪》曰益能驯“上下草木鸟兽”;《前汉书·地理志·序》云:“伯益知禽兽。”“伯益能仪万物以佐舜。”
  再看伯翳:
《史记·秦本纪》:“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飞国语·郑语》:“伯翳能仪万物以佐舜者也。”《秦诗谱》:“伯翳为舜虞官,掌上下草木鸟兽。”《后汉书·蔡邕传》:“伯翳综声於鸟语。”
  两相比照,知鸟语,懂兽性,驯鸟兽,养牲畜,掌上下草木,这一特点完美地体现在伯益与伯翳身上,说明在历史文献中,二名实为一人无疑。

 

伯翳之名来自■鸟

 

  《山海经·海内经》:“北海之内,……有五彩之鸟,飞蔽一方,名曰■鸟。”战国屈原《离骚》:“驷玉以乘鹭兮”。王逸注:“■,凤皇别名也。”晋郭璞云:“凤属也。”清郝懿行引《广雅》曰:“■鸟,鸾鸟,凤皇属也。”《昭明文选·张衡{思玄赋)》:“感■之特栖兮”。李善注引《广雅》云:“■,凤属。”
  伯翳之名本作伯■。正如其先少吴挚本作少吴鸷是一个道理。袁珂先生说:“少吴名挚,古挚、鸷通(《史记·自圭传》:·趋势若猛兽挚鸟之发。’挚鸟即鸷也,可证),则为此百鸟之王而名挚之少昊,神话中其亦鸷鸟之屑乎?”①)
  翳、鳖古亦通。今本《离骚》”圹驷玉纠而乘醍兮”,古本■作翳。《史记·司马相如传》张揖注作■鸟,而《山海经·海内经》、《上林赋》注仍引作翳鸟。鸟禽与羽毛是分不开的。“二足而羽谓之禽。””■鸟离开羽毛何以飞翔?故■、翳二字除声符“殴相同外,作为义符的“鸟”、“羽”也是同义词。羽即鸟也。《周礼·冬官考工·梓人》:“天下大兽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鳞者。”郑云注:“羽,鸟属。”
  细读《史记》,我们也可以体味出司马迁心目中的伯翳是伯■。■即风,是古人认定的百鸟之王,亦可称为百兽之王。因为古时往往鸟兽不分。如上引《周礼》“天下之大兽五”,就将羽者即鸟类包括在兽中。有时兽又称为鸟。《山海经·大荒北经》“使四鸟:虎、豹、熊、罴”,
  可证。因此,舜外号称百鸟之王、百兽之王的“■”来调驯鸟兽,正可谓知人而善任焉。或者是,因为此人“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才获得了百鸟之王、百兽之王的名号“■”。这可能是“是为柏■”的真正含义。
  伯翳在获得此大名之前,还有一名曰大费。大费之名令人费解。愚以为,大费即单一个费字,为小名。费者,飞也。飞者,鸟也。伯翳作为少吴“鸟国”之后,当然与鸟有缘。伯翳以■名之,自不待言,从其后裔亦可看出。《史记·秦本纪》:“大费生子二人:一日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先说大廉:廉乃鹣音之转。”鹣鹣,比翼。””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即此鸟也。大鹣为鸟俗氏,方能配套成龙。“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中衍之后又有蜚廉。蜚、飞古通,故《孟子·滕文公下》“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径将蜚廉作飞廉。蜚廉之后又有非子。非子,或即飞子也。总之,从大廉开始的这一支,都与鸟与飞连在一起。再看若木:所谓“实费氏”,原本乃“实飞氏”。后飞或蜚转假或讹作费。兄弟二人别氏,都与鸟与飞有关,才能表现出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
  少昊挚从鸷鸟得名,以凤鸟为图腾。伯翳从■鸟得名,以■鸟为图腾。作为图腾标志,凤与■是一致的,表明了伯翳与少昊的继承关系。在读法和叫法上,■与风毫不相干,又反映出伯翳与少昊的不同之处。
  同样,伯翳母族之先颛顼氏主图腾为鸥,也是凤,表明两氏族在图腾崇拜上的共同性,但图腾的读法、叫法迥然有别,则反映出两氏族之间的不同点。前段,笔者参观北京世纪坛五十六个民族浮雕壁画,发现龙、凤、马,牛、羊、狗等每一种图腾,竟有好几个民族共用,当然在形象上稍有差异。这种图腾崇拜上的相同性与不同性,古今同理,并不难理解。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通常都认为伯翳及其后秦、赵的图腾为玄鸟,即燕子。不过也有人认为,玄鸟指“八哥”或乌鸦。宋孙奕《履斋示儿编·人物通称》:“鸲鹆(八哥)又名玄鸟。”晋崔豹《古今注·鸟兽》:玄鸟“一名孝鸟 (乌鸦)。玄为黑色,燕子、八哥、乌鸦均为黑色,故名玄鸟。三者相比较,从人们独喜燕子进屋筑巢、不让小孩捣巢摸雏的习俗来看,将玄鸟定为燕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吞玄鸟卵的女修之是伯翳母系女祖,现在学术界公认,女修祖颛顼时代已进入了父系族社会,伯翳不当再以母族副图腾玄鸟 (主图腾为鹂)为父族主图腾。如果都认为大业是颛顼男性后胤的话,那么,以玄鸟为副图腾(主图腾为■)的应是大业,而非其外甥氏族的大费,即伯翳。
  在少昊氏二十四种以鸟命氏名官的“鸟国”中,也有玄鸟氏,其地位仅次于风鸟氏。伯翳是少昊裔胄中的最杰出代表,应袭凤鸟为主图腾,他的名字■即风已说明了这一点。
  退一步讲,即使伯翳就是玄鸟氏,也无法证明伯益之“益”来自燕鸣“嗌”。熟悉燕子的人都知道,燕子的叫声并不是“嗌嗌”。燕子又作乙乙。乙乙乃■■之误。《昭明文选·陆机文赋》:“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唐李善注:“乙即轧字之省。”乙乙应作轧轧。轧轧乃鸣机声。南宋普济《五灯会元》:“妇摇机轧轧。”轧轧又作札札。《昭明文选·古涛十九首》:“札札弄机杼。”乙■、轧轧、札札,皆为摹声之字,所以写法很难统一,后多用喳喳(zh。 )行文。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六》:“隔窗野鹊喳喳地叫。”燕子的叫声,特别是黄嘴乳燕的叫声,虽比喜鹊小一些,但声似“喳喳”却是毫无疑问的,远比“嗌嗌”(一音yi,一音oi)更切近实际。现在有句描述窃窃私语的俗语“唧唧喳喳”,就是从小鸟包括乳燕那里摹拟过来的。
  伯翳之作伯益,不是因为“益”来自燕鸣之“嗌”,而是来自翳、益通假。益去翳甚远,但在古代传抄、印刷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由于“益”书写简易,逐广为流传开来。曲解益而为燕,不如直解翳而为■。古人视风鸟为五彩神鸟、王者瑞鸟。伯翳用它作为主图腾是完全应该的。而燕子虽为益鸟,然体型卑小,无王者风范,作为整个氏族、部落、“鸟国”的主图腾,显然是不够格的。充其量,它只能作分支玄鸟氏的图腾而已。对于整个庞大的氏族群,它不过是一个副图腾。犹如今日一国之国旗与一区之区旗的关系,虽可同时悬挂,但有主次之分。一个大的氏族群有一个主图腾,有一个或几个副图腾,反映的是古代多元崇拜和多神崇拜。有的复合图腾,如龙图腾,是由蛇颈蜃腹、鱼鳞鹿角、牛耳鹰爪等拼合而成;风图腾,是由“蛇颈鱼尾、鹳颡鸳思 (腮)、燕颔鸡喙”等组合而成,就是多种动物崇拜的浓缩化。不被崇拜的动物躯肢绝不可能进入到图腾图案中。
  不管是殴鸟,还是玄鸟,甚至少吴氏二十四种鸟的任何一种,都是被崇拜的鸟图腾。《山海经·海内经》:“有嬴民鸟足。”所谓“嬴民鸟足”,所谓“鸟身人言”,可能是他们依照图腾的要求,就像印第安入在身上饰羽翎一样,以鸟翎作饰物,扮成瑞鸟猛兽模样,借以威赫敌人,保护自己。我国戏剧舞台上古代武将冠上常插雉翎,此俗恐与崇鸟习俗有关。山东各地“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若干造型独特的鸟形陶镑,安徽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鸟形“神器”,应是以少吴、伯翳为首的东夷飞鸟图腾崇拜的实物证据。还有墓中女子口含卵状陶球,恐与姜原、女修吞玄鸟卵而生育的神话传说和祟鸟习俗有某种联系。

 

伯翳其事

 

  伯翳其事,虽不是我们研究先秦嬴姓的主要问题,但与其受舜赐姓有关联,故而还是简单涉及一下。
  伯翳的史迹散见於各种古籍,并无系统全面之记述。而且某些片言只语,含有溢美神话色彩。今日要在甄别材料后“拼凑”出一个真实完整的伯翳,谈何容易!
  伯翳的事迹可以大体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高超的驯,兽奇才
  这是伯翳获赐嬴姓的原由,将在后边《伯翳其姓》部分详述。
  (二)忘我的治水助手
  《尚书·尧典》写唐尧时,“汤汤洪水分割,荡荡怀山襄陵。”四方诸侯推荐鲧治水。《史记·夏本纪》载:“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鲧被舜“殛于羽山以死”。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依据新的《夏商周年表》和《史记·夏本纪》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推算出大禹治水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2104年-前2091年间。在这离家“居外”的十三年中,伯翳是大禹的得力助手。“禹乃遂与益、后稷奉(舜)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则谓:禹“遂行四渎,与益、夔共谋。”总之,大禹左臂右膀中总少不了伯益。他们同甘苦,薄衣食,“决江疏河,通四渎,致之於诲。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⑥由此,大禹名垂千古。而伯益作为大禹治水的肱股之一,自然也是功不可没。“故功绩铭乎金石,著於盘盂。⑦用现在的话说,在治水的功德碑上,理应镌刻上伯益的大名;在治水的功劳簿上,理应记下伯益的伟绩。真正使他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名人。
  (三)最早的农业专家
  在佐大禹治水的十三年中,伯益走南闯北,总结各地原始农业经验,成为我国最早的农业专家。他在舜帝时担任“虞”官,相当於《三坟》中的后土中正,“职川山草木虫鱼鸟兽。”或者说,大体相同於今天的农业部长,农林水牧渔一手抓。除了疏浚河道、排洪防涝之外,还有几项彪炳於史册:
  一是烧荒垦田驱兽
  在“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500年-前2300年)和“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公约公元前2400年-前1700年),东夷人逐水草而居。草木丰盛对发展原始食草畜牧业是个有利条件,但对发展原始农业却是一个障碍。在生产工具 (石铲、石斧、蚌镰等)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垦荒是进行作物种植的前提。伯益充分利用和发挥火的巨大威力。《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这就是说,掌管“上下草木鸟兽”的伯益,一把火烧将过去,即可收到一石二鸟之功效。一是快速除去杂木荒草,灰烬又可肥田。《帝王世纪·五帝》:“益为朕虞,庶物繁植。”就是各类农作物获得丰收的写照。二是借火驱走野兽,减少危害。西汉刘向《说苑·君道》云:“益掌■禽。”殴与驱通。正如《前汉书·郊祀志下》:“先殴失道。”颜师古注:“殴与驱同。”伯益主管驱赶有害禽兽,方法大概就是火烧大荒。在今人看来极其野蛮、破坏环境的烧荒方式,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先进的耕作方式。这就叫作“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是卑湿之地种稻
  由于“益主虞,山泽辟。”…山林川泽皆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他就指导普通百姓种植早作粟类作物,在低洼潮湿之地也开始试种水稻。《史记·夏本纪》:禹“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记述的就是伯益受命向“众庶”(百姓 )发放稻种的事。根据考古发掘,我国“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时间距今约一万年”。”在距今四千多年的伯益时代种植水稻,不仅可能,而且栽培技术一定会有长足进步。应该说,伯益是这一时代水稻种植的积极推广者。在这种情况下,仍有普通百姓食不果腹,伯益就“调有余相结,以均诸侯”⑩,,将征集到的粮食以及捕获到的猎物施舍给他们,这便是《史记·夏本纪》所记述的舜“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之事。
  三是完善掘井技术
  《世本·作篇》引《周易释文》:“化益作井。”《初学记》卷七引文为“伯益作井。”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对水充满着矛盾心理,水多了,成涝灾;水缺了,出旱灾。在洪水退去的季节,或居住在高地的人们,取水便成为一大难题。掘井技术的发明,等于把水源引进了居室,而且清洁卫生。在距今约 7000年至5300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发现了一口井”。”与伯益同时但年龄稍长的舜,更是一名穿井高手。《史记·夏本纪》写他在穿井时,曾穿出“匿空”(地道)以藏身,机智躲过了顽父傲弟“下土实井”的灭顶之灾。既然如此,为什么“伯益作井”还会在史册上留下一笔呢 ?据分析,伯益可能是当时作井技术的集大成者。正像仓颉造字、奚仲作车、夷牟作矢、杜康造酒、蔡伦造纸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某项发明创造的代表人物而已。但用此人冠名而不用彼人冠名,其中自有道理在,说明他们在人类进步历史上的贡献还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四)卓越的政治谋士
  伯益具有高超的智慧和过人的判断力,是尧舜禹时期的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
  根据《尚书》、《史记》记载,不管是唐虞之际的十一位名臣,还是虞舜时期的十位功臣,伯益均忝列其间。
  伯益的从政理念集中体现在《尚书·大禹谟》中。在禹、益、皋陶一起与舜帝讨论文德教化时,伯益发表了两通高见。首先,他通过赞扬尧帝实现“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神圣使命,说明“乃武、乃文”即文韬武略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他的理政原则,今天不妨称其为“十不主义”。原文是:“吁 !戒哉!做成无虚,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於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译为白话文,大意是:“唉!要警惕啊!应该时时刻刻戒备预料不到的事件,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放纵於过度的游玩,不要沉溺於过度的享受。任用贤明的人不要三心;意,清除奸邪者不要犹豫不定。有可疑之处的谋略肯定不会成功,考虑各种事情的时候思路应该开阔。做事情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也不要违反民众的意志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懈怠,政事不荒废,四方万国都会前来尊你为王。”伯益的“十不主义”可简单归纳为四点:一是办事情要尊重规律、民意、法制;二是做决策要考虑周全,做到万无一失;三是在用人上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四是不要贪图安逸,荒废国事。若再加上本篇《大禹谟》中的另一句至今流传的处世格言:“满招损,谦受益”,作为第五点,就更加完美了。
  这是追记的四千年前伯益说过的话,无疑经过了后人的整理、修改和润色,寄托了若干贤哲的从政理想。但能落到伯益头上,起码说明他有资格、有本事讲出这番道理。
  这个“十不主义”,我们今天不妨作为“干部道德守则”来看待,其光芒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流失而消失,而是更加璀璨夺目。就如同伯益对着今天的干部耳提面命一般,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而且入木三分,又娓娓动听。
  在处理“对外关系”或民族矛盾方面,伯益也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智慧和谋略。当时作为华夏族的大禹受舜命,率各族诸侯前去征服“三苗”。大兵压境三十天,苗民还是抗命不服。伯益随行参与军机,出谋划策。他认为,光靠武力弹压不行,还得以德行相济。他用帝舜以至诚至孝之心感化顽父瞽瞍为例,说明至诚连神灵都能感动,何况这普通苗人呢?禹接受了益的这一计策。于是,舜帝广泛地推行文教德治,让人们拿着榍和翳在宫庭两面台阶上跳舞。然后就率军队撤退。又过了七十天,三苗终于来归顺了。以文代武处理民族矛盾,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大小民族和睦相处,这种做法即使放在今天也仍是一种治国安邦良策。
  (五)实践的地理学家
  《山海经》是我国历史上■伟瑰诡的一部奇书,也是研究我国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迄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大部分作於战国时期,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汇集了前后多人之作。但史书上也有称《山海经》为“伯益之书”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遂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证之。故名之曰《山海经》。”再如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
  毋庸置疑,在史料空白的情况下,伯益独自一人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部含有“我国上古时代民族、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医药、生物、矿产等许多方面的丰富史料”的巨。但这丝毫不能否定伯益在《山海经》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史记》等所载,伯益是一位随大禹治水全程踏遍九州四渎的英雄人物,他的所见所闻,关于他的传闻传说,进入《山海经》之中,恐怕没有人会表示反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们把他假托为《山海经》的著作者。较之北魏的郦道元、明代的徐霞客,我们称伯益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实践型地理学家,恐不为过吧。

 

伯翳其姓

 

  伯翳系舜赐嬴姓,各类史书无异词。准确地说,应是赐嬴氏。但何以赐姓嬴氏,解释却不尽相同。
  (一)伯翳因养畜“多”而获蹋赢氏
  《帝王世纪·秦》:“秦,嬴姓也。昔伯翳为舜主畜,多,故赐姓嬴氏。”这段伯翳因养畜“多”而获赐嬴姓的史料,可与《史记·秦本纪》相互印证。《秦本纪》云:“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敌有土,赐姓嬴。”为什么畜“多”就可以赐姓羸,而不赐其他姓 ?只因为嬴、盈相通。《战国策·楚策》:“魏有更盈,能虚弓落雁。”《荀子·议兵》杨惊注引《战国策》:“魏加曰:‘异日者,更羸与魏王处京台之下,……”’更嬴又作更盈,知嬴、盈相通。再如,《管子·势》:“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战国策,秦策》:“进退盈缩变化,圣人之常道也。”嬴缩同盈缩,嬴、盈便相通也。而盈是“盈余”之意,只有“多”了,才有盈余。罗泌《路史·后纪七》在“嬴氏”之下注:“嬴,盈也,庶物盈美。”间接地说,嬴乃从“多”义而来。在金文中,赢、赢更是同源同音同义。赢,与输相对,意即获取余利,引申为有余、盈余,还是“多”的意思。所以无论从嬴、盈相通,还是从嬴、赢同义,我们均可推知赐姓“嬴”绝对与“多”有关。这是第一种解释,应该说有一定道理。
  (二)伯翳因回归父族而获赐赢氏
  伯翳小时居住母家,小名曰“飞”,通假或讹作“费”。“入仕”得功名后,人称大费。大费何姓?史书无载。按图索骥,初当从母姓,亦即颛顼族姓。或云姓姬,或云姓风,或如笔者考证姓偃。总之,在受赐之前,没有姓嬴。如已姓嬴,何劳舜再赐一次?同为一音一义一个嬴字,从何而知赐与不赐之别?要之,史无本姓某又再赐姓某之例。大约在赐姓之前,大费步入仕途,获得大名曰“翳”,史称伯翳。舜之所以赐伯翳姓羸氏,直接用意是让其认祖归宗,回归到父系族姓上来。父系之先即少昊,少昊为嬴姓始祖。伯翳获赐羸姓,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此赐姓,不仅有利于理顺伯翳与少昊氏的血缘传承关系,更有利于激励伯翳及其后人发扬光大少吴氏的业绩传统。更深一层的原因,恐怕是虞舜与伯翳均为东夷集团中人,即猩猩惜猩猩、英雄怜英雄之故也。
  关于舜的族属,这里有必要多写几句:
  按《史记·五帝本纪》,舜为黄帝九世孙,属于黄帝轩辕氏族。然早于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35年—?)的盂于(约公元前385年-约前3隅年 )却说,舜,“东夷之人也。””据笔者分析,可能有几个原因:许慎《说文解字》云:“夷,……东方之人也。”舜长期生活在东方。《史记·五帝本纪》:“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於负夏。”经学者研究,这几处古地名,均在今山东境,尤其集中在鲁中和鲁西南一带。相对于中原来讲,山东便是东方。如果说“东方之人”即为“夷”,那么称舜为东夷人也无妨。正如我们现在说北京人、上海人,其实很大一部分并非土著,而是长期居住在那里的外来者。此其一。舜的母族中有东夷族人,也就是说,黄帝族男人娶了东夷族女为妻,生下舜或舜的前辈,只是史籍没有记下这位或几位东夷女子的名字而已。此等情景,正如嬴秦祖先伯翳 (大费),按母系当为颛顼族裔;按父系当为东夷少昊之后。此其二。舜是地地道道的东夷族人,只不过其后人和司马迁受“万世一系黄帝”观念的影响,而假托于黄帝门下,以高贵其血统,抬高其身世,也不是没有可能。历史上,因出身卑微而攀附名门的事例并不罕见。须知,舜以上五代“皆为庶人””,正符合这种情况。此其三。舜如同少昊挚、伯翳一样,亦是鸟之化身。《山海经·大荒东经》:“帝俊生中容。” 郭璞注:“俊亦舜字假借音也。”郝懿行谓:“《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云:‘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麦。’疑■即俊也,古字通用。郭云俊亦舜字,未审何据。”袁珂先生在校注《山海经》时,对此有考,其辨甚雄。他列《山海经》中三条证据,以证“郭云实无可非义也。””其实,早在1976年出版的《中国史稿》,郭沫若先生已指出:“据说,帝喾名俊,也就是传说中的帝舜。””如此说来,是太史公误将一人,或名喾,或名麦 (俊),或名舜者,分为二帝了。在此不予置评,仅想着重指出,帝■的麦,“甲骨文作■,或作■,为一鸟头人身或猴身之怪物。”【17】而且,《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帝俊“使四鸟:豹、虎、熊、罴。”更说明他与鸟、与鸟族、与“鸟国”关系至密,与“调驯鸟兽”的伯翳关系至密。袁珂先生甚至进一步推断:“舜与益,实二而一也。””笔者并不赞同,因为这与正史记载不相吻合。但由此看成舜与益亲密得如同一人却是可以的。此其四。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舜才赐伯翳嬴姓,让其回归父系族,回归东夷族,担当嬴族和东夷首领。
  这是第二种解释,应该说比第一种解释深化了一步。
  (三)伯翳因驯熊有功而获赐赢氏
  古代,鸟兽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鸟兽可以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必要物资。《新语·道基》:“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三国谯周《古史考》:“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皮羽,饮血茹毛。”《礼记·福运》:“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其次,鸟兽可为古人祭祀作牺牲。《周礼·服不氏》:“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凡祭祀共(供)猛兽。”郑玄注:“猛兽,虎、豹、熊、罴之属。”熊蹯即熊掌历来是有名的美味佳肴。《春秋左传’宜公·二年》就有“宰夫腼熊蹯不熟,杀之”的记载。据《周礼》,祭祀还供乌鸢和卵鸟。再次,猛兽可作战争武器。《山海经》在《大荒东经》和《大荒北经》中,曾十次出现“使四鸟”的字样,“四鸟”指“虎、豹、熊、罴”。“使”即“驱使”之意。《史记·五帝本纪》:轩辕“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现在一般解释为黄帝所“教”者,乃以六种野兽为图腾的六个氏族或部落,固然新颖。然马司贞《史记索隐》解释为,“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也自有其道理。唐欧阳询等所编《艺文类聚》将《史记》那个“教”字,具体化为“扰驯野兽”,那就显然不是教育人群了。《吕氏春秋》还有“商人服象为虐於东夷”的记述,说明猛兽(包括野马)驯化以后可以为人所用,用于战争。现在泰国有个旅游项目,就是表演古代武士骑在大象背上对搏的场面。在古代,山东确有大象存在,有的地方出土象牙化石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证明了“商人服象为虐於东夷”的记载是可信的。《论衡·率性篇》曾写到古代野兽参战的情景:“尧以天下让舜,■为诸侯,欲为三公而尧不听。(■)怒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可以为城,举尾以为旌,奋心盛气,阻战为强。”王充进而发挥道:“夫禽兽与人殊形,犹可命战,况人同类乎?推此以论,百兽率舞,潭鱼出听,六马仰秣,不复疑矣。”战国后期,齐将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用千余头牛,角上缚兵刃,尾上缚苇灌油,夜间以火点燃,使其猛冲燕军,并以五千勇士随后冲杀,一举收复七十余城。这就是著名的“火牛阵”。牛虽不是猛兽,但从中我们也可窥见古人利用驯化猛兽冲敌陷阵的史影。另外,珍禽异兽还可供人赏玩。因为鸟兽在古人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之地位,所以“调驯鸟兽”也就成为一种极其重要、极其神圣的职业。伯翳由于“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才获舜帝赐姓这种显赫的荣耀。
  伯翳“调驯鸟兽”,种类可能很多,但第一位的大概是熊。
  太吴一号黄熊氏,鲧死后化为黄熊,黄帝为有熊国君。证明在古人心目中熊是种瑞兽,故讳称为“大人”、“巨人”。华胥氏女履“大人”之迹而生伏羲,有邰氏女姜原践“巨人”之迹而生后稷,俱将熊神化为一种灵物。
  熊,易驯化,且富攻击力。上引《山海经》所“使”者,《史记》所“教”者,《周礼》所“共(供)”者,其中均有熊。而且在《史记撕提六种猛兽中熊居其首,说明熊群与熊氏族、熊部落是冲锋陷阵的尖兵。
  伯翳驯兽,重点驯熊。为此,他必须摸清熊的脾性,模仿熊的“语言”,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打仗时,他也会装扮成熊的样子,率领熊、罴、虎、豹等猛兽勇往直前。久而久之,伯翳便成了熊的化身。
  舜赐姓时,一开始赐给他的实际是熊姓。这是古代根据技艺特长而赐姓的一种方式。在古时,熊的本字作能,是个象形字。“能甸尊”金文能作鲍,“毛公厝鼎”能作“?。许慎云:“能,熊属。”(许慎:《说文解字·十上》徐灏注笺:“能,古熊字,……假借为贤能之能,后为借义所专,遂以火光之熊为兽名之能,而昧其本义矣。”王凤阳先生持相同观点:“能,熊的本字,象其头、足、腹、尾之形,借用为‘能’,后用火势熊熊的熊来表示。”【 20】直到春秋时期,人们还用能代□。《春秋左传·昭公·七年》:“今梦黄能人於寝门。”此黄能即黄熊也。
  因为古时熊本作能,故舜所赐伯翳之熊姓,本写作能。能的孽乳字便是嬴。山东大学姜宝昌所著《文字学教程》征引许慎、于省五之论,认为嬴及从嬴之字皆从能字孽乳而来。按照上古姓姬、姜、妫、姚等从女的惯例,嬴字加女,便为羸姓。说到底,嬴来自於熊。正因为如此,故羸、熊可以互相通假。鲁文公之妻,同为一人,《春秋左传·宣公,八年)作“嬴
氏”,而《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并作”熊氏”,便是熊、嬴同音等义互通的绝佳例证。

  再回头看《史记·秦本纪》: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羸氏。”如果将熊带人“鸟兽”之中,舜所赐之姓本为熊氏,不就豁然贯通了吗?黄文山曰:“中国古姓,多为图腾之遗留,如秦嬴,便是瑞兽之名。”(《新社会科学·季刊》, 1934年第1卷第1期)所谓瑞兽,当以熊为宜。
  这是第三种解释,比第一、第二种解释似乎更接近於历史真实。
  若有人据此认为,伯翳的图腾为熊,则又谬也。一般说来,作为图腾的动物只能敬而尊之,最起码也需敬而远之,绝不可能去随意“调驯”的,更不允许饮其血、食其肉、寝其皮。近观一电视片,见印度某地有敬鼠习俗,竟让老鼠在自己身上、食物上恣意妄为,而主人则毕恭毕敬。古今一理,由今推知,此老鼠必为彼族图腾无疑。故驯熊之伯翳,绝不会以熊
为图腾,起码不会以熊为主图腾。再者,前已说过,伯翳的主图腾是■鸟,亦即风鸟,其他即使成为图腾,也不过为副图腾而已。
  (四)伯翳因“食於赢”而获赐赢氏
  先秦时代,我国曾存在一个“锡土姓”【21】制度,亦即《春秋左传·隐公·八年》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这种制度的最大特点是“胙土”即封地与“命氏”一并进行。当然,从严格意义上区分,先秦氏姓有别,姓非来自赐,而是来自出生地、长成地或氏族图腾。炎帝姜姓、黄帝姬姓、唐尧祁姓、虞舜姚姓,俱因居姜水、姬水、伊祁、姚墟而得。夏禹则以图腾薏苡而姓姒。而新氏却可由帝王赐与诸侯。且以所封地名为族名,邑某地者为某氏。这种“命氏”是有实际内容的,不仅被“胙土”带来土地,而且带来奴隶、财富和权力。一旦政治上失势,则往往遭“坠命亡氏,踣其国家”的厄运,也就是土地被没收,氏姓被剥夺。
  《史记·秦本纪》:“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鉴於“锡土姓”制度中“土”与“氏”的不可分割性,我们从所赐嬴姓,应称作嬴氏,不难推测出“故有土”之“土”为嬴邑来。
  《越绝书·越绝吴内传》:“益与禹臣於舜,舜传之禹,荐益而封之百里。”益所封方圆百里之地,虽未挑明,但从“胙土”与“命氏”之关系,亦可推测出其地为嬴邑。
  《路史·后纪七》则彻底揭开了这个谜底:“伯翳大费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始食於嬴,为赢氏。”既然所赐食邑为嬴邑,那么所“命之氏”必为嬴也。反之亦然。
  嬴邑、嬴城、嬴县,皆因嬴汶(汶河上游三大支流之一)而得名。罗泌注云:“嬴,盈也,庶物丰美而以为封,即泰山嬴县。”【21】其实,嬴邑的历史非常悠久。见诸先秦文献的就有《春秋左传·桓公·三年》 (前709年)、《春秋左传·哀公·十一年》(前484年)、《春秋左传·哀公·十五年》(前480年)、《》L记·檀弓下》(前544年)、《孟子·公孙丑下》 (前314年)、《资治通鉴·周纪三·赧王》(前285年),达六次之多。据考古调查,山东莱芜城子县村“嬴城遗址”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 【 22】。
  少吴居嬴水而得嬴姓(详另文)。伯翳作为少吴后嗣,以嬴邑为居邑或食邑,正可承继嬴姓族之基业,体现出不忘先祖、不忘血统的拳拳之心。 这或许也是舜赐伯翳嬴邑、命为嬴氏的良苦用心。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伯嬴获赐之嬴氏,正是郑樵《通志·氏族略》所列二十七个“以姓为氏”中的第八个:嬴。即以少吴之嬴姓作为伯翳之氏姓。司马迁谓伯翳“姓翳氏”,如果从这个意义去理解还是对的。但他在别处又直言“姓羸”,则又谬也。由于约定俗成,这种错误的称谓已被大家接受,所以也很难纠正过来,姓、氏混用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是第四种解释,其顺理成章的程度又比前三种有所提高。
  四种解释各有道理,也各有缺欠。笔者试图将四种解释糅为一说,兹简述如下:
  伯翳以自己善主畜的特长,在其先少昊得赢姓之赢水,为舜调驯乌兽,鸟兽多驯服,其中尤以舷为最。为表彰其功德,舜便将嬴邑赐与他,命他为嬴氏,以示承继少昊之血统。这就是伯翳赢姓或伯翳嬴氏的来历。


注释:
【1】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杜出版,1993年4月,第1版,第391页。
【2】《尔雅·释鸟》
【3】《尔雅·释乌》
【4】许慎《说文解字·四上·鸟部》
【5】《史记·夏本纪》
【6】陆贾:《新语·道基》
【7】侣氏春秋·慎行论·壹行》
【8】《史记·五帝本纪》
【9】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印1早1月,第1版,第4页
【10】《史记·夏本纪》
【11】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2年1月,第1版,第6页。
【12】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4月,第1版,《出版说明》
【13】《孟子·离娄下》
【14】《史记·五帝本纪》
【15】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4月,第1版,第3刃398页
【16】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7月,第1版,第116页
【17】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4月,第1版,第396-397页
【18】袁珂《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4月,第1版,第397页
【19】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7月,第1版,第688页
【20】王凤阳:《汉字学》,吉林丈史出版杜出版,1989年12月,第1版,第6页
【21】《尚书·禹贡》
【22】罗泌:《路史·后纪七》
【23】2001年12月7日《中国文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