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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红军将领黄开湘

 

作者:周重礼、祝宝一
来源:《文史春秋》2005年第10期  
 

  黄开湘,1901年2月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黄家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下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黄开湘少年时代就备受生活的艰辛,长大后以木匠、箍桶为生。黄开湘的母亲方尚香是弋阳县漆工镇湖圹村人,是方志敏的堂姑。1926年,方志敏受江西省委的委托回乡开展农民运动。在方家兄弟的影响下,黄开湘利用做木匠的有利职业,走家串户,协助方志敏在漆工、烈桥一带近百个村子建立了秘密农协会。不久,由方志敏、黄镇中介绍,黄开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赣东北地区早期党员之一。土地革命时期,黄开湘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弋横六万多农民的年关大暴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程咬金式的“斧头将军”

 

  无论在创建和扩大赣东北苏区的艰苦环境中,还是在历次反“围剿”的厮杀搏斗中和万里长征的征战中,黄开湘都身先士卒,勇往直前,在肉搏战中,他善用一把斧头东砍西劈,战士们都尊称他为“斧头将军”。周恩来、朱德也称他为“斧头将军”。
  1929年春,正是杜鹃花漫山红遍的时节,从弋阳磨盘山走下了六个人:方志敏、方远辉(原江西省委书记、省长方志纯的胞兄)、彭高、黄镇中、黄开湘和吴先民,他们是下山出席德兴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只见他们全是短衣打扮,手提扁担,肩扛斧头,像是上山砍料的。当他们走到弋阳、德兴交界的白马岭时,被一小队靖卫团围住。敌靖卫团中一个腰挎木壳枪的小头目问:“干什么的?是不是赤匪?”走在前面的黄开湘抡一抡手中的斧头说:“上山开禁的。”(注:“上山开禁”是弋阳土话,意指上山分位置砍柴),该头目看不出什么破绽,正准备让他们通行,突然,敌靖卫团中的一个人惊叫起来:“他就是方志……”说时迟,那时快,他的“敏”字还没说出口,只见“斧头将军”黄开湘抡起斧头往那人的脖子上横劈过去,那人哼也不哼,顿时毙命。靖卫团小头目还没转过神来,后脑壳就被吴先民硬绑绑的驳壳枪顶住了,只听吴先民冷冰冰地说:“你们被包围了,快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敌靖卫团团长只得带头把枪高高举起,让方志敏等顺利通过。
  德兴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张家畈饶家祠堂内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100余人,到会群众600余人。这次会议选举方远辉为县苏维埃主席,黄开湘为县苏维埃军委主席。中共德兴县委、共青团县委同时召开代表会,选出吴先民为县委书记,彭高为团县委书记,并成立了德兴赤色独立营,黄开湘兼任独立营政委。从此,黄开湘逐步成为早期赣东北苏区党政军领导人之一。
  1930年新年伊始,正当赣东北苏区稳步发展之际,国民党反动当局调集敌第十八师戴岳部,并纠合弋阳、贵溪、乐平、德兴、余江、横峰、铅山、上饶八县靖卫团,以磨盘山为主攻目标,采取“长驱直入”的策略,分兵六路向赣东北苏区发起第五次局部“围剿”。
  该年1月6日,红军独立团在弋阳芳家墩与敌作战失利,敌人气焰更加嚣张。为解根据地之危,方志敏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命令德兴独立营潜入敌人巢穴———上饶县城。
  当时,敌军重兵压向苏区之后,后方空虚,上饶县城仅有300余守军。18日,我红军独立团跳出外围,把上饶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晚,德兴独立营与我红军独立团里应外合,一举攻占上饶,守城之敌仓皇出逃,我军缴枪50余枝,省城南昌为之震动。随后,方志敏在上饶坑口乡召开上饶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黄开湘担任县苏主席,并成立上饶红军游击大队。赣东北苏区在粉碎了敌人第五次局部“围剿”之后,进入大发展时期。
  1930年5月,蒋、冯、阎新军阀的中原大战爆发了,国民党军队纷纷调往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暂时放松了对苏区的进攻。赣东北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向外线出击。方志敏与周建屏指挥红军独立团连克众埠、乐平、河口、鄱阳等地。7月初,红军锋芒直指景德镇。
  国民党驻军调离景德镇之后,仅留一个营的兵力守城。方志敏得悉这一情报之后,决定智取。
  7月4日,我红军独立团从弋阳芳家墩出发,行至乐平段家村后,全部换上国民党保安团的旗号,由周建屏、黄开湘分别扮作敌团长、团副,率部悄悄地向景德镇逼进。6日凌晨抵达景德镇城门。守城敌军正准备让这支队伍进城时,没想到在红军队伍中的几个俘虏兵突然反水大叫,敌兵赶快关门,黄开湘迅速将一把斧头插进两扇城门的缝隙中,使门一下子不能关闭,周建屏马上向门缝内投进几个手榴弹,“轰!轰!”几声,敌军有的一命归西,有的鬼哭狼嚎,余众一哄而逃。红军迅速攻入景德镇,睡梦中的敌人以为神兵天降,纷纷举手投降。这一仗俘敌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枝、黄金2000余两、银元50万元,还吸收了一大批煤矿、瓷业工人,扩大了红军队伍。
  7月2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赣东北苏区独立团扩编为红十军,辖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三个团,周建屏为军长,吴先民代军政委,黄开湘任军参谋长兼任八十二团政委。
  9月份,红十军又连克鄱阳、湖口、都昌三座县城,击溃敌张超的警卫团和南京财政部税警营,共缴获步枪800余枝、机枪10余挺。此时,红十军主力三个团新编为一、四、七三个旅,另建军部特务团、机炮营,全军达6000多人。不久,地方武装30多个干部连加上部分红军游击队集中后编为赤色警卫师,黄开湘任师长,赣东北军委主席方志纯兼政委。此时赣东北红军总数达3万多人、枪两万余枝。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黄开湘当选为省苏执委。
  1933年春,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中央电令闽浙赣省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黄开湘匆匆告别家中的母亲和妻儿,随军长周建屏、军政委邵式平奔赴中央苏区。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后,改编为红十一军,原浙赣省军区赤色警卫师扩编为新红十军。这次赣东北苏区带给中央的礼物计黄金2000两、银元100余万元、药品40余箱,这对经济极为困难的中央苏区确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接见红十一军领导人时,夸奖赣东北苏区为中央解决了大问题,并亲切地称黄开湘是程咬金式的“斧头将军”,朱德还把自己的手枪送给他说:“今后不要用斧头了,这支枪就送给你吧。”黄开湘看到这支乌黑锃亮的六轮手枪,爱不释手,但又不好意思收下。朱老总笑着说:“这枪不好吗,这是从张辉瓒手中缴获的,德国货喔!”看到朱老总慷慨解囊,周恩来也笑着说:“你们给中央送来这么多黄金、白银,中央也没有什么东西送你们,这样吧,我这块表也送给你,给你这个斧头将军装备装备。”
  不久,黄开湘调红军学校学习。毕业后,黄开湘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十九师师长。
 

敢于顶撞李德的政委

 

  1933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为了加强对前线红军的物资供应,中央军委成立了红军总供给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调红七军团十九师师长黄开湘为政委。黄开湘就任后,根据赣东北苏区的成功经验,经军委同意,在中央苏区各县区交通要道成立了各级兵站。
  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根据地日益缩少。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包围圈的缩小,红军在军事上遭到惨重的损失,在生活上也受到严重威胁,有钱也难以买到食盐、大米、药品、布料这类生活必需品,红军处于缺衣少食的困境之中。
  为了保证作战部队有足够的战斗力,中央和军委规定,在根据地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尽量多供给野战部队一些粮食,对党政机关工作的同志相应供给少些。按照当时的供给标准,机关工作人员每天只有0.8斤粮食,分为两顿吃,吃菜少有油,连盐也没有。有时候,大家为了变换口味,只得把青菜腌成酸菜用白水煮着吃。
  李德过不了这种苦日子。一次,他在沙洲坝军委机关开会,正值午饭时刻,看到大家用开水煮酸菜,连忙离开军委,赶回自己的住地吃洋面包去了。他一天要抽去一铁筒高级香烟或一大摞雪茄,而且天天晚上要吃夜宵。此外,李德长得人高马大,从头到脚都要新布料,增加了部队不少麻烦。
  博古为了讨好这位“洋顾问”,特意关照供给部负责李德的物资供应,为了让李德生活得更满意些,还特地要求供给部派人到敌占区采购李德需要的物品。红军在前方缴获的高级罐头、香烟、雪茄、洋面粉,都要想办法送到供给部,进贡这位“太上皇”。为了给李德送“战利品”,不少红军战士牺牲了。
  按道理,李德应该满足了。可这位凌驾于中央之上的“太上皇”,根本不把红军战士的疾苦放在眼里。他吃不完的饭、菜,都是一倒了之,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一旦物资供应不上,他就跑到供给部大发脾气骂人、训人。
  黄开湘憋了一肚子气。有一次,李德又到供给部要牛肉、罐头,管理员向他解释说,现在没有罐头,只有鲜蛋。不知是听不懂管理员的话,还是故意要拿管理员出气,他又叽哩哇啦地骂开了。这事正好被黄开湘碰上,气得黄开湘破口大骂:“你这个绝三代的东西,少在我面前充爷老子。”(注:弋阳骂人的土话)。
  虽然,在中央苏区背后反对李德的人不少,但是,当面顶撞他的人却不多,尤其是黄开湘这一级的干部与他对骂,真使李德面子上下不来,气得他冲着黄开湘直骂:“公牛!好斗的公牛。”
  时间一长,黄开湘看不惯李德的骄横和霸道,一气之下找到周恩来,要求上前线。
  1934年春,黄开湘一尝夙愿,军委命他接替谭政,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此后,黄开湘与师长李聚奎一起率部参加了广昌保卫战、石城阻击战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飞夺泸定桥的功臣

 

  1934年底,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大半,不得不进行调整。此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黄开湘调任红四团团长。后来,杨成武将军曾回忆说:“长征后,我任红四团政委,不久,黄开湘接替耿飙任团长,一直到1935年12月黄开湘不幸逝世。”
  期间,为了保卫党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黄开湘、杨成武率红四团在松坎担任警戒任务达七天之久。
  1935年5月初,红军来到大渡河畔。蒋介石派部队前堵后追,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一师一团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强渡大渡河,打开了北进的第一条通道。27日清晨,军委直接电令黄、杨率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奔袭,全程320里,三天赶到。从红四团的驻地到泸定桥全是山路,且崎岖泥泞,有的还是绝壁开凿出来的栈道。时令虽是初夏,但这里寒气逼人,山上白雪皑皑,银光耀眼,山下河水湍急,吐着白浪,令人心惊目眩。老天又不作美,下起倾盆大雨,行军十分艰难。部队刚走了60里,先头部队便与敌人接上了火。当这股敌人被消灭之后,前面又报告说有一营敌人扼守在山上。等把这两股敌人消灭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这时,军团又电令:“黄、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迅速灵活机动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你们要在这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创一天跑160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林、聂”
  黄开湘从杨成武手中接过电报说:“何止160里,而是240里!好吧,我们拼死也要完成任务。”在黄、杨的领导下,红四团全团上下边动员边行军,一天一夜走完240里,凌晨6点,准时到达指定地点。面对着滔滔河水上仅剩下13根铁索的泸定桥,黄、杨决定由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战士组成敢死队冲过去。敢死队员们背插马刀,手提驳壳,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地向前冲去。黄开湘站在桥头坐阵指挥,杨成武带着第二梯队紧跟在敢死队后面配合。只见红军战士们一边铺桥板,一边向前逼近,以大无畏的精神、压倒一切的气概向敌人扑去。经过数小时的战斗,终于夺取了天险泸定桥。当天夜晚,刘伯承、林彪、聂荣臻顾不上休息,在黄、杨的陪同下来到泸定桥。刘伯承站在桥中间动情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啊,我们为你花了多少人马,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聂政委也激动地说:“是啊,我们胜利了,这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啊!”第四天,军委通报全军,表扬了红四团。
 

过草地和奇袭腊子口的先锋

 

  红军到了川北,粮食十分缺乏,黄开湘虽是高级干部,仍和战士们同吃同住。他本是放牛出身,对野菜十分熟悉,一到驻地就带领战士们采野菜,仅有一点粮食都是留给伤病员。
  8月17日晨,红四团正在开干部会,忽然接到毛泽东打来的电话,毛泽东在电话里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四团为先锋团,要求四团在茫茫的草地上为全军走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来。”黄开湘放下电话对政委杨成武说:“毛泽东把首先过草地的任务交给我们团,这是我们全团的光荣,我们要坚决完成任务。”黄、杨率四团在草地上摸索前进,英勇抗争了6天,为全军打开了一条北上的胜利通道。在这短短的6天,红四团献出了200多位年轻战士的生命。
  1935年9月,红四团到达甘肃境内龙江。15日,接到师部转来军委的命令:“红四团继续北上,向甘肃岷州前进,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扫清前进中阻拦之敌。”黄开湘和杨成武进行周密部署,杨成武带一支部队作正面佯攻,黄开湘率部队迂迥翻越天险,居高临下,用手榴弹炸毁敌碉堡。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军全线崩溃。腊子口战斗是红军长征中少见的硬仗之一,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这一仗打出了红四团的威风,充分显示了黄开湘的军事指挥才能。事后,毛泽东风趣地说:“有斧头将军(指黄开湘)和白袍小将(指杨成武)为先锋,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1935年10月,在甘泉附近,我中央红军与陕北的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次日,举行两军会师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出席了大会。毛泽东说:“从瑞金出发,过于都河那天算起,共计267天,我们走过11个省,根据一军团统计,最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前所未有的长征……。”听了毛泽东的话,黄开湘激动地对杨成武说:“胜利来得多么不容易啊!”
 

战功赫赫的红军将领蒙受了不白之冤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赴南方革命老根据地慰问团在谢觉哉、邵式平的率领下来到了赣东北。慰问团主要任务有五项:一、传达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使老区人民体验到革命胜利的光荣。二、把毛主席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号召在老区人民中反复宣传,鼓励和教育老区人民和干部。三、把访问各地人民英勇斗争的感人事迹和军烈属生活情况汇集,呈报中央。四、对生活困难的军烈属予以适当的救济。五、解决“平反”问题,对历史上因“肃反”被错杀的苏区干部、群众及红军战士予以平反昭雪。在对老区人民慰问抚恤中,慰问团还有一件具体工作,就是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老干部、红军战士以及革命烈士的有关情况登记造册。
  慰问团在方志敏、黄开湘的家乡弋阳县漆工镇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苏区失陷,国民党军队在赣东北苏区实行烧、杀、抢,许多村庄被烧成废墟,大批苏区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仅漆工镇被杀绝的家庭就有598户。黄开湘的亲属也未能幸免,其妻为活命被迫改嫁他乡,仅有的一个女儿早早送给他人做童养媳,黄开湘年老的母亲在外面乞讨为生,四个弟弟则成了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
  面对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慰问团,黄开湘的家人与老区的无数群众一样,无不欢欣鼓舞。但是,由于消息闭塞,黄开湘的家人和乡亲们只知道黄开湘在赣东北苏区的这段经历,谁也不知道黄开湘随红十军赴中央苏区的情况,甚至不知道黄开湘是否尚在人世,中央慰问团无法从黄开湘的家人及乡亲的口中了解到黄开湘的真实情况。后来,不知哪位地方领导仅凭某种猜测和传闻,便信口开河地说黄开湘在长征途中逃离了革命队伍,致使在黄开湘的登记表上出现了一行与事实大相径庭的文字:“此人在长征途中吃不了苦,逃离革命队伍,现下落不明。”(注:此登记表仍保存在弋阳县档案馆)。这是黄开湘的家人及其乡亲万万没有料到的。正因为这行字,使黄开湘的家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享受烈士家属的政治荣誉和生活照顾,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直到1959年,仍无黄开湘的信息,弋阳县民政局才恢复了黄开湘女儿的烈士家属待遇。但黄开湘是何时牺牲的,他离开赣东北苏区后的经历,仍无从知晓。
 

英雄的名字终于载入革命史册

 

  1985年,《杨成武回忆录》公开出版了,杨老在书中多次提到他的好搭挡———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引起了中共弋阳县委秘书黄泽生的关注。这位秘书与黄开湘烈士同村同宗,有着较为丰富的史学知识,他断定书中介绍的“王开湘”,就是他的同宗先辈——黄开湘。
  黄泽生及时向当时的弋阳县委书记反映了这一看法。不久,征得杨成武将军的同意,中共弋阳县委党史办的同志赴京采访了杨成武将军。
  1986年6月30日,杨老在自己的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来自黄开湘家乡的客人。见面后,他首先对弋阳老区人民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对亲密战友黄开湘表示了深切的怀念,然后细细地追忆起长征途中他与黄开湘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难忘岁月。
  杨老回忆道:“遵义会议前夕,红军打下牛栏关,占领松坎,耿飙团长调师部,黄开湘派到四团任团长,我任政委。当时中央正准备在遵义召开会议,命令我团在松坎担任警戒。通过这几天接触,我才了解到他是江西弋阳县人,是赣东北红十军锻炼出来的干部,在军委供给部任政委时与李德闹别扭,主动要求上前线等情况。他年纪比我大,以往职位比我高,我对这个政委一直是很尊重的。”
  在谈到黄开湘在长征的经历时,杨老激动地说:“长征中,黄开湘指挥了土城阻击战、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战斗,场场是恶战、险战,他的指挥才能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表彰,过草地时是毛泽东点的将,要我们红四团为先锋团,黄开湘一马当先,英勇果断,确有大将风度。”
  谈到黄开湘的死因时,杨老沉痛地说:“1935年11月,在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甘泉会师后第二天,我和黄开湘两人接中央通知,策马扬鞭,一口气跑了50多里路,赶去参加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出了一身汗。在会上听了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心里格外激动。会后,中央觉得大家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腥味了,决定每人发一块大洋加餐。那时陕北物资很便宜,一块大洋能买5斤猪肉,一只羊只要3块大洋,老战友聚集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回来的路上又淋了一场大雨。可能因为出汗、淋雨,肚里又灌了一些油水,结果我们俩人都得了伤寒病。他比我病得厉害,我送他到军委卫生部住院。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的诀别。1935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黄开湘逝世的噩耗,非常震惊,顾不上自己患病,立即带着政治处主任谭冠三和警卫员,跃马直奔卫生部医院。但是,在我们到达前,黄开湘的遗体已经埋葬了。”
  “在卫生部长姜齐贤的陪同下,我们来到烈士墓前。这里没有花圈,也没有墓碑,只见新土坟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据姜齐贤介绍,黄开湘住院一个月来,连日高烧40来度,处于昏迷状态,加上医院缺医少药……。听了姜部长的介绍,我悲痛万分,泪如泉涌。我带着未痊愈的病体,默默地来到甘泉罗汉川洛河岸畔,在他的墓前立了块木碑,上写‘红军团长黄开湘之墓’。黄开湘留给我们的遗物只有一块手表和一枝左轮手枪。后来,这块表给了聂荣臻政委,手枪给了左权参谋长。”
  最后,杨老一再交待党史办的同志:“你们回去要好好宣传黄开湘,他是人民的大功臣。”
  就这样,在黄开湘牺牲50年之后,他的英雄业绩很快在黄开湘的家乡传开了。
  1990年春,时任弋阳县漆工镇党委书记的黄泽生,带着浓浓乡情,怀着对革命前辈的深深敬意,趁公差之便进京再度拜访杨成武将军。交谈中,杨老解释说,我的福建口音很重,以至秘书在书稿中不慎把“黄”写成了“王”,留下了一点遗憾。杨老还告诉黄泽生,黄开湘的女儿曾在他那里住了一些时间。面对着黄开湘的乡亲,杨老禁不住激动地说:“黄开湘是长征途中的英雄,我们应该永远地记住他。”
  现在,“黄开湘”这个英雄的名字已经载入了共和国的革命史册,黄开湘烈士家乡的人民与全国人民一定会永远记住他、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