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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增:深圳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

 

信息提供:黄虎城

作者:易东(深圳特区报记者)
来源:深圳特区报 
 

在国民党“二大”上积极营救刘少奇

 

  1920年夏天,黄学增考上了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此时的广州,马克思主义在广泛传播,各种新书刊如雨后春笋,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黄学增在这种热烈向上的环境中很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还参加了中共广东支部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阮啸仙等人一起,成为这个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通过投身各种进步活动和斗争,黄学增的思想出现了飞跃,从一个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1921年底,黄学增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这时,黄学增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在1926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学增和宋庆龄、韦启瑞等9人,代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出席了这次大会,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出席会议,黄学增和毛泽东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毛泽东负责审查宣传提案,黄学增负责审查农民问题提案。
  湛江党史办李满青介绍,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工人领袖刘少奇在长沙养病,被湖南军阀赵恒锡的戒严司令部扣押,党和各界社团开展了声势很大的营救活动,到国民党“二大”开幕之后仍未获释。1926年1月7日,黄学增在全体会议上带头斥责了赵恒锡的罪行,提议营救工人领袖刘少奇。大会根据黄学增的提议,通电全国,要求赵恒锡立即放人。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强大舆论压力和多方营救之下,刘少奇终于在1月16日获释。刘少奇获释后来到广州,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与执行委员长苏兆征等共同领导了省港大罢工。
  国民党“二大”期间,高要县地主土豪卢川、粱荣邦等,纠集广宁、德庆、高要3县民团500人和黑社会组织“神打团”及土匪3000余人,于1月3日至5日包围岭村、波河、料村等处,先后打死打伤农军和农会会员100多人,史称“高要岭村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委农委指示黄学增、蔡如平、韦启瑞等人,根据各地接连发生的破坏农会、屠杀农民的事件,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山、南海、高要等县民团屠杀农民案》,要求大会审议。接着,黄学增以农民问题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向大会报告了对该提案审查的经过,并提出了火速派得力军队前往救护农民、解散匪团、缉拿祸首、赔偿损失等五项措施。
  大会经过讨论,认为“提案人所具理由非常充分”,随即国民政府指派当时驻在肇庆的国民革命军第12师第34团(即叶挺领导的独立团),迅即出兵到岭村,镇压地主民团的暴乱。叶挺奉命率队开抵岭村,在广宁、高要两县农军和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击溃了三四千民团和“神打团”反动武装。此举有力推动了高要县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乡农民协会从29个增加到72个,农民自卫军也从900人发展到1600多人。
 

在南路领导乐民武装起义

 

  据湛江党史办主任张弸介绍,1925年9月到1927年3月,黄学增的主要革命活动,是在南路领导农民运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来,广东省委的文件在称彭湃为“海陆丰农民领袖”的同时,也称黄学增为“南路农民领袖”。
  当时的广东南路包括15个县2个市(现在属广东的有阳江县、阳春县、茂名县、信宜县、化县、廉江县、吴川县、电白县、遂溪县、海康县、徐闻县、梅菉市,现在属广西的有合浦县、钦县、灵山县、防城县、北海市),由于地区偏远,农运干部缺乏,农民运动沉寂。1925年9月,黄学增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南路特派员,受中共广东区委的委派返回家乡雷州半岛遂溪县第六区敦文村,主持成立广东南路第一个党组织——“雷州特别支部”。同时,在敦文村主持成立了雷州半岛第一支农军——乐民联乡武装预备队。
  1927年广东发生“四·一五”事变,反动派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进行大屠杀。这使南路共产党人和农民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丢掉幻想,奋起反抗。根据广东省委指示,黄学增策划发动了“南路乐民武装暴动”,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先河。5月,南路各县的党和农运领导人在广州湾鸡岭(今湛江市赤坎)召开了南路十五县农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南路农民革命委员会,发动各县农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
  1927年5月14日,遂溪县第六区署区长潘林雄带领警兵7人,到海山村附近的新圩仔强行派捐抽税,与商贩争执,农军前来交涉,反被潘林雄以查枪证为名缴去枪支。其时,正在海山村研究武装斗争问题的共产党员黄广渊、薛文藻等人闻讯,即派黄宗赐带一小队农军前往新圩与潘林雄交涉,潘不但不交还枪支,反而对农军进行恐吓,农军忍无可忍,即缴去潘林雄和警兵的武器,把他们押回海山村。此事很快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遂溪县长林应礼即将此事电告省军警督察委员会、省政府和南路行政视察员以及高雷党务视察员,诬告黄学增、黄广渊等煽动农民,图谋不轨,并纠集200余人,与遂溪县警大队数百人一道,赶到河头圩与驻防军会合,海康县长谢莲航也率海康地方武装及四四一团第二营赶到河头圩。
  5月19日,遂海两路反动军队直奔乐民圩,围攻海山村。地方反动武装和温种声营两个连约1000人,开进乐民圩,并兵分两路进犯海山村。敌人来势汹汹,我300名农军战士严阵以待,把守各个阵地,顽强抗击进犯之敌。敌军初时自恃兵多武器好,气焰嚣张,以为可在半天之内把海山村夷为平地。岂料,他们连续围攻了两天两夜,不但没有攻下海山村,反而被打死打伤10余人。此时,遂溪县长林应礼无计可施,只好一边电请驻梅茂的国民党三十一团团长余汉谋派重炮增援,一边请海康乌石盐务区署区长黄兆昌来乐民,利用黄氏宗族关系到海山村进行调解。此仗打了三天两夜之后,虽然农军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敌人的进攻,但黄广渊等人根据当时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又无外援的实情以及村中一部分群众想和平解决这次争端的愿望,便同意黄光昌前来调解。在达成和平协议之后,当晚敌军撤退,农军释放了潘林雄。
  海山战斗结束后,黄广渊、陈光礼等遵照黄学增的指示和南路十五县农民代表会议关于“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的决定,认真总结海山战斗的经验,进一步集中乐民、河关、江洪、纪家一带的工农武装500多人,于1927年6月下旬,在乐民的米日塘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武装起义,并把农军武装整编为一个武装大队。随后队伍即南下袭击江洪港,迅速打垮了江洪民团局的缉私队、鸦片公司、洋杂公司等反动武装,缴获武器数十件、物资一批。随后起义军又攻克纪家民团局。国民党反动派以一个团的兵力,并配备重炮,围攻乐民农军。农军据城防守,激战两昼夜,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后因城墙数处被敌炮击毁,加上弹药缺乏,农军被迫于7月1日夜晚从城墙西北角的涵洞撤出,到南海北部湾上的斜阳岛坚持斗争。
  在黄学增和南路办事处的领导下,南路农民运动在1926年夏到1927年春得到较快的发展。全路农会会员从原来的9000多人猛增到约12万人,成立县一级农民协会或农协筹备会的,有遂溪、海康、电白、茂名、化县、阳江、廉江、吴川等8个县,其他县份和北海市郊也成立了一批区、乡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北海、梅菉、阳江、东兴等地的职工运动也开展起来,各行各业成立工会,共有会员1万多人;各县还组织了青年同志社、新青年社、学生联合会和妇女解放协会。原来沉寂的南路,出现了革命高潮。
 

在深圳创建党组织并举行两次暴动

 

  深圳史志办党史处处长毛剑峰介绍,黄学增是中共深圳地区党组织创始人,中共宝安县支部书记。
  1924年下半年,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黄学增、龙乃武和何友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深圳地区。黄学增驻第五区,龙乃武驻第四区,何友逖驻第三区。他们首先在沙井、松岗一带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并积极从事建党工作,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发展党组织。
  由于人地生疏,根基未稳,公开建立共产党组织容易遭到豪绅地主的对抗破坏,因此,黄学增、龙乃武以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起初与各村士绅搞好关系,并介绍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国民党,成立国民党乡区分部,借以互相协助和支持,建立与土豪劣绅作斗争的基础。然后从中吸收先进分子为中共党员,建立各乡党小组。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各区相继成立了党小组。至1925年底,先后在5个区建立起11个党小组。
  1925年7月中旬,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成立了深圳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中共宝安县支部,黄学增任书记。
  1925年底,黄学增调离宝安,由龙乃武接任中共宝安县支部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反革命势力极为猖獗,革命形势转入低潮。1928年4月上旬,中共宝安县委根据省委关于东江总暴动策略报告的要求,制订“宝安暴动计划”。
  4月19日,广东省委派黄学增到宝安指挥暴动。这次暴动由于未得到省委的及时指示而后延,使敌人有时间进行反扑,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宝安县委、县农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将田寮与玉律两村之间的械斗转变为农民对豪绅地主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丰和墟召开农民大会,震动了豪绅地主,全县最大豪绅首领曾奕樵秘密逃走,松岗、云霖的反动武装不敢就地驻扎,四区新桥、沙井宣布戒严。各区的农民暴动极大震动了反动统治阶级。县长及沙井、新桥各乡豪绅地主纷纷告急,到广州、虎门、深圳搬兵。
  宝安农民暴动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再次给宝安县委来信指示,必须使暴动成为土地革命的行动,不能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必须使此次暴动积极扩大,与东莞、惠阳汇合,造成大的暴动等,根据省委指示,宝安县委再次集中武装,在黄学增领导指挥下,计划在五区发动暴动,然后向三区发展。但国民党反动军队联合豪绅地主民团,事先包围该区的新围,焚烧周家村、楼村等地的民房。县委为了保存武装力量,被迫撤出新围,暴动遂告流产。
 

深入社会调查撰写理论文章

 

  据湛江党史办主任张弸介绍,黄学增不仅有卓越的组织才能,还有深厚的理论和文字功底。黄学增同周恩来、叶挺、朱德、苏兆征、邓中夏、阮啸仙、彭湃、周其鉴等,是广东省委宣传委员会的特约撰稿人,负责为省委理论刊物《红旗》“按期供给文字,以给予全省工农兵士切实指导”。
  张弸介绍说,黄学增在“雷州青年同志社”成立开始,尤其是南路办事处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深入社会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并集中各调查人员取得的成果,写成了3万多字的中国最早的一份农民政治经济文化调查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该文于1926年4月、5月连载于《中国农民》杂志。这份调查报告反映了高、雷地区九个县的社会情况,内容既广泛又具体,包括农民经济状况、政治状况、文化状况、农民运动状况等方面。
  1926年秋,北伐战争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把广东各地农会说成是“今日之大患”,以“维护后方治安”和“维持北伐军饷”为借口,限制农会活动,甚至公然收缴农会枪支、解散农会组织、杀害农运负责人。为严肃批评国民党的这种反动行径,黄学增深入到斗争激烈的电白县农村进行调查,于1926年8月10日写了《为电白农民求救》一文,集中揭露了电白县地主土豪和民团武装捣毁农民协会,捕捉农会负责人,吊打农会会员等罪行。
  黄学增在琼崖工作后期,先后应约写了几篇文章,其中《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和《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这两篇文章,主要是回顾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说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乃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继续和深入。《盲动呢?不动呢?公开呢?秘密呢?》这篇文章,对琼崖党组内部在思想路线和斗争方式问题上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表示完全接受和拥护党的“六大”的决议,正确地认识到当前的形势是“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高潮还是没有到来”,党应该反对“左”的盲动倾向,注意秘密工作;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把反对所谓右的不动倾向作为当前琼崖党内部斗争的主要任务,提出“在琼崖方面,我以为要百分之八十五力量反对不动倾向,以百分之十五力量反对盲动倾向”。这表明,黄学增当时受到“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对这种思想的危害性缺乏认识,从而导致他在行动上执行一些错误的决定和政策,造成他在琼崖后期工作上的失利。
  初夏时分,雷州半岛的红土地上,成片的蔗田长出了绿苗,充满着无限生机。在湛江市委党史办、遂溪县委办公室等同志的陪同下,记者一行驱车来到遂溪县乐民镇敦文村,寻访革命先驱——广东南路农民运动领袖、深圳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黄学增烈士的足迹。
  站在黄学增烈士纪念亭门口,记者的心头涌出阵阵沧桑。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由湛江市委修建的黄学增烈士纪念亭,如今已是字迹斑驳,难以辨认。在这里,我们见到了黄学增的侄儿77岁的黄成仕老人。他是这座纪念亭的管理员。随着老人的介绍,时光倒流,我们仿佛回到了“红旗卷起农奴戟”的大革命时代。
 

人物简介

 

  黄学增(1900-1929),原名黄学曾,广东雷州半岛遂溪人,是大革命时期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齐名的广东四大农民领袖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广东西江、南路和海南岛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海南岛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广东南路党组织创始人之一,宝安县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1929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海口市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敦文村拟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记者在黄学增的故乡遂溪县敦文村采访,村民们不时流露出对黄学增烈士的怀念之情。为了纪念他,该村小学已更名为“学增纪念小学”,村里还建有黄学增文化科技大楼。
  敦文村村长黄海介绍,敦文村是1960年周恩来总理视察湛江时,直接关心过问的广东四大农民领袖之一黄学增烈士的故乡;广东南路第一个党团混合组织”雷州特别支部”,就是于1925年10月在敦文”黄氏宗祠”成立;广东南路第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组织”雷州青年同志社”,也是于1922年8月在敦文村成立;广东最早的农民武装暴动”乐民农民武装起义”,1927年5月14日在敦文村新圩仔打响。
  2007年敦文村在黄学增文化科技中心落成庆典时,举行了纪念乐民农民武装起义打响80周年纪念活动。2009年8月12日,黄学增就义80周年,又举办了纪念黄学增就义80周年纪念活动。
  黄海表示,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进一步加强下一代革命传统文化教育。经村民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全面恢复建设极具历史价值的雷州特别支部、雷州青年同志社成立旧址,建设乐民起义纪念馆、乐民起义纪念碑、乐民起义烈士陵园等,把敦文村打造成广东省著名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专家点评

 

湛江市委党史办主任张弸——坚持信仰宁死不渝

 

  黄学增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是一名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过去一般认为他是在1922年初入党,经过这些年深入的研究,可以认定他是在1921年秋冬入党。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区青年运动领导者之一。入党之后,在广州花县、广宁、高要等地开展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和党建工作,是花县和深圳党组织的创建者。
  1924年,国共合作后,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农讲所一期结业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运特派员。他在1925年相继担任广东省第一届农协执委兼秘书、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农委委员、中共宝安县支部第一任书记。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与毛泽东、董必武等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之后,他就回到了南路,负责农运、建党、改组国民党地方组织。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广东省农协南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南路地委书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主席。在南路最有特色的就是开展农民运动,被誉为“广东南路农民领袖”。
  1926年,北伐战争后,革命重心从广东已经转向湖南、湖北,但黄学增领导的广东南路农运却掀起了高潮,农会会员增长到了12万人。
  张弸认为黄学增在南路能扩大革命成果,一是因为他是一位注重调查研究的领导者。他写出了《南路农民政治经济概况》,这个报告对南路农民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是因为他注重进步青年培养,积极成立社团,推荐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和农讲所学习。三是在筹建改组南路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南路农民运动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黄学增是一个非常勇敢、革命意志坚强的人,他自己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到遇到过反动派的谋杀和土匪组织的威胁,相当危险的时候就有6次。但他还是“明知有危险也要去,这是革命的需要。”1928年6月被党组织派去海南领导和恢复起义受挫后的琼崖革命斗争,担任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独立师政委。1929年7月因叛徒出卖在海口被逮捕后,始终坚贞不屈,在海口红坎坡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