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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助手黄萱

 

作者:舒 婷

摘自:《上海文学》2007年第3期

 

  鼓浪屿首富黄奕住在岛上最辉煌的房产是黄家花园,庭院幽深,花木葳蕤。
  1919年,51岁的黄奕住不堪荷兰殖民政府的勒索苛刻,严拒改变国籍,携资两千多万银元,从印尼归国。当年便把在原籍南安的母亲和妻子,接到鼓浪屿颐养。9岁的女儿黄萱随母亲和祖母同来鼓浪屿,刚好进小学读书。
  由于家境优越,黄奕住注重文化修养的缘故,上过女子师范学校的黄萱继续接受闺阁教育,鼎盛之时竟有4名家教分别设课国文、英文、音乐等。很多人不明白,像黄奕住这样的开明士绅,屡投巨款于公众教育,却不让女儿上大学,有点奇怪吧?其实黄奕住虽然头脑敏锐、能筹谋、善经营,毕竟出身乡间,文化程度不高,使他决心要让女儿成为真正的名媛淑女。为此,黄奕住特别为英文已经很不错的女儿,重金延请一批名儒硕彦,施教经书格律,一习就是整整5年,为黄萱的古典文学打下深厚基础。
  已出落成大家闺秀的黄萱,若是被父亲指定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嫁出,很难保证后半生会不会像岛上深宅大院里的那些孤独侨眷,以模糊的面孔,怀着不为人知的悲欢,默默无闻地老下去,直至寂静。旧时婚姻对女性的命运真是至关重要啊。据说,黄奕住的择婿标准民主开明,完全尊重女儿的选择。而黄萱自己也很坚定,必须是有学识有见地的正派青年,绝不考虑有钱人家的少年公子。经亲戚们推介,厦门周宝巷周殿薰的儿子周寿恺进入黄家视野。黄萱几乎不假思索地芳心暗许,黄奕住推波助澜,两人见面后鱼雁往返,终于缔结婚约。
  周殿薰1910年入京会考,中过殿诗甲等,授吏部主事。不久辞官回厦,是厦门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同文中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儿子周寿恺1925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次年转进北京燕京大学;1933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很年轻就成了国内知名的内科专家。这样的乘龙快婿,黄奕住自然好生欢喜。
  本来是美满姻缘。不料婚礼上,新郎竟没有到位!黄氏家族一片哗然可以想象。
  周家虽然世代书香门第,但比起黄家当时财势倾天,毕竟清贫些。据黄萱女儿周菡推测:也许父亲周寿恺觉得家境贫富太悬殊伤了自尊而临阵脱逃?也许在医学院那些才华出众的女生中,已有他心仪的倩影?假使两者都不是,我猜想,周寿恺在京城接受高等教育,现代文明的熏陶使他生出更浪漫更绮丽的爱情梦幻,是否其中一个未揭晓的原因呢?
  此时,表面随和的黄萱忽然显示出孤行决断的一面,给周寿恺发去一封短笺(教育的好处啊),言简意赅,表示从此不再谈婚论嫁。即使谣传周寿恺已在上海娶妻生子,黄萱也一心认定伊人,毫不动摇。
  经过多次迟疑和动摇,周寿恺终于在1935年9月与黄萱结婚。时年周寿恺29岁,黄萱25岁,在当年,可真是大男大女了。
  黄奕住喜出望外,前嫌尽释,亲自赶往上海主婚。婚礼上黄奕住公开邀请爱婿到他创建的中南银行任副总经理,被周寿恺一口回绝。次日,夫妻俩联袂北上,开始相濡以沫的共同人生。
  只有黄萱这样的女子,才能无怨无悔伴随周寿恺浪迹天涯,倾力支持他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选择:为丈夫全心投入抗战而带着幼儿借住香港娘家,随即又举家在贫瘠的贵州山区辗转,过简朴艰苦的日子。临解放,已是国民党少将医官的周寿恺拒绝留台,回到大陆追寻祖国医学事业,夫妻俩必须承担前途未卜的风险,黄萱均义无反顾。
  多年后,当了中山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终于发自肺腑地对贤妻说:“如果在众多的教授夫人中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你。”
  1951年11月间,身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夫人的黄萱,经同院教授陈国桢夫人关颂珊的正式推荐,来到著名学者陈寅恪家里,试任助手。
  此时,陈寅恪已经失明好些年,因而感觉更加敏锐。虽然他至死都没有见过黄萱的模样,却仅凭短暂的接触,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分厘不差捕捉到他一向心仪、竭力赞赏过的“门风家学之优美”,立刻请揖进门。
  1952年11月22日,因学校经费不够,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只付一部分工资。
  刚开始工作的那一年,对两人都很不容易。大师精通十几国文字,包括突厥文等艰深语种。他治学严谨,涉猎渊博,其思路如瀑布如奔马如神龙入云如流星四泻,黄萱一时如何跟得上?黄萱好几次想打退堂鼓,话到嘴边又咽下。因为本来脾气很大很怪的陈寅恪,却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配合新助手,甚至一字一字写在黑板上,让黄萱一字一字地记录。这以后漫长的13年,陈寅恪也从未对黄萱发过脾气。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中山大学正式聘黄萱为专任助教。一直到退休。她真是永远的助教,工资只有七十四元。
  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有精辟而动人的断言:“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周寿恺曾经说过,陈寅恪能无保留地接受黄萱做助手,是看准了黄萱为人的笃诚与信义,绝不会将陈寅恪的私事随便张扬的。在众多身沐师恩的后学末进一起避嫌远离的时候,毫无心机的黄萱走进陈寅恪的荒凉困境,恪守职责尽心协助,使其在暮年获得情谊滋润,温馨的慰藉,激活起磅礴充沛的创造力,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
  “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惊吓与折磨的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对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恳辞相对:“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黯然:“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20年后,黄萱不无感伤地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正如陈寅恪对黄萱有过的定语:“拿得起,放得下。”黄萱深谙孰可为孰是不可为的处世准则。“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大美者无言,或者说,面对大美者无言?这也是一种境界,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
  1969年10月7日天亮之前,历尽苦痛贫病交加的一代大儒陈寅恪,无声无息含冤逝世,享年79岁。45天后,患难与共四十载的爱妻唐晓莹,从容交代完后事,亦相随而去。
  1970年,医术精湛的内科专家周寿恺受尽毒打,竟以区区阑尾炎“不治身亡”,连黄萱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令人唏嘘!
  1973年,63岁的黄萱从中山大学退休。1980年迁回故土鼓浪屿,落叶归根,悄然住进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2001年5月,91岁的黄萱在儿女的怀抱之中合眼睡去,再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