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以来“孙黄”历史地位的变迁

 

作者:金竹山(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2期


 

  孙文与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不论当时的革命党人,还是后来的历史学者,往往将孙、黄并称,承认他们为领导辛亥革命的“双元领袖”。所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说明他们是一种互补关系。然而,1927年南京政府开张后,“孙黄并称”被“孙陈(其美)并称”所取代,到后来黄兴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这种演变过程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其内幕现在已少有人知。
 

黄兴历史地位为何被贬低


  黄兴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被人为地贬低,主要缘于“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与孙文、陈其美之间那场激烈的争论。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刺客暗杀于上海,在如何应对宋案的问题上,黄兴与孙文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黄兴主张按照法律程序解决,认为 “(国民党的)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孙文则认为,“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主张不计成败与袁世凯一决雌雄。他说:“不战,必然要被消灭;战,成败未可知。与其不战而被消灭,不如战败而发扬我们的革命精神。”
  但后因种种原因,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迅速失败,党内高级干部大部分亡命日本,少部分亡命南洋及欧美各地。孙文在总结事件败因时,主要强调革命党人的主观因素:一是不服从,二是不统一,尤其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并由此着重追究黄兴个人的错误和责任。据说,当黄兴流亡到东京,第一次前去见孙文时,即遭到孙文的痛骂。黄兴虽“温温自克,不一校”,但此后二人关系无可奈何地出现了裂痕。
  在关于今后的行动方针上,孙文乐观地认为:袁世凯表面上虽不可一世,但实际上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因此号召革命党人发动“第三次革命”。而黄兴则认为,“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据地数省尚且失败,今天亡命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如果此时和袁世凯硬拼,只能白白送掉热血青年的性命。因此,黄兴主张在革命时机未成熟前,应从长计议。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均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
  在是否重新组党的问题上,孙、黄意见也截然相反。孙文表示:“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主张解散国民党,重组中华革命党。黄兴则反对组织新党,主张沿用国民党的名号加以整顿。
  孙、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各执一词,各自的拥护者们则互相攻讦,矛盾越来越大,终因思想上的分歧导致组织上的分化。孙文决定抛弃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一改往昔谦和敦厚的态度,与孙文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据说,争论时“二人感情激昂,时声高惊四壁。晚餐后再行激论,深夜未尽,终喧哗而别。两者皆自信极强,固执己见,终不苟且相容,依旧如斯”。
  陈其美对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的迟疑不决本来就很不满,在孙、黄这场争论中,陈其美毫无保留地站到了孙文一边。他四处奔走,对不赞成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志大肆攻击。革命同志的相互倾轧让黄兴感到痛苦和难过,1914年5月21日,他在致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信中沉重地说道:“在今日亡命海外,何以家为?同志交谪,亦所甘受。然以弟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其手段之卑劣也,近日造谣,倾轧之机已露,颇不愿白于大雅之前……”同日,黄兴致函孙文,对陈其美、戴季陶等人的指责有所申辩。孙文在复函中重申以往对黄兴的种种不满,最后表示要一人包办“革命”的决心。
  黄兴见一时难以说服孙文,便不再与他争论下去。6月2日,黄兴复函孙文,对其作最后之忠告。6月3日,孙文复函表示:“然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
  黄兴是同盟会内具有崇高威望的三军主帅,如今受到严厉指责,同盟会的大多数军事骨干,即所谓黄派军人,如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熊克武等深为其抱不平,“皆愿以黄克强的进退为进退”。拥护黄兴的一派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后由别有怀抱的李根源发起成立了奉黄兴为精神领袖的“欧事研究会”。
  孙文无疑是一位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但并非一贯正确的先知先觉者。陈其美、戴季陶激进派的言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或者说无助于孙、黄矛盾的解决。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写过一副《挽孙文先生》的对联:“三十年革命辛勤,排满讨袁,百战相依唯一李!廿一省人民属望,兴邦定国,千秋遗憾误三陈!!!”对联中“一李”指李烈钧,“三陈”则是指陈其美、陈炯明、陈独秀。曾琦还说“中山一生失败之处,即在‘用人不慎’”。曾琦认为孙文为陈独秀所误,显然出于他的反共政治偏见;说孙文误于陈炯明,人们也能理解;至于说孙文为陈其美所误,显然是指孙文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过于相信以陈其美为代表的激进派的主张了。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孙、黄之间争论尽管激烈,但双方都保持了必要的克制,黄兴尤能顾全大局。他采取悄悄离开日本,远走美国的办法,让孙文放手去实现他的“革命方略”。正因为双方都保持了克制,才为日后留下了继续合作的余地。民国史专家杨天石曾就此发表评论:“自同盟会成立起,中国革命党人中已经闹过两次矛盾。一次是1907-110年的倒孙风潮,那次矛盾一直闹到1912年陶成章被暗杀才结束,是个悲剧。另一次是1913-1915年的孙黄之争。这次矛盾以孙黄和好,戮力反袁结束,是个喜剧。之所以成为喜剧,一是由于形势的发展,袁世凯迅速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一是孙、黄二人都有团结合作的愿望,双方在争论最烈的时候也还都能克制,黄兴尤能顾全大局。”
  话虽如此,黄兴在这场争论中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1916年黄兴在上海去世前,唐绍仪曾去看望他,黄握着唐的手说:“中山负我!”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派,还是以黄兴为代表的稳健派,在讨伐袁世凯、拥护共和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并没有原则分歧。但双方在当时都未能找到一条促使革命成功的正确道路,故而也说不上谁比谁高明。作为资产阶级政党领袖,孙文、黄兴既不敢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的力量,又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所能依靠的社会力量极为有限。而那种海外华侨筹款后,汇给陈其美等人去收买北洋军队,企图重复辛亥年那种枪声一响、全国响应的旧革命模式,因为时移势易,已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相反,以黄兴为精神领袖的“欧事研究会”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合作,成功发动了推翻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护国战争开始时,黄兴虽然在美国,但“实有发难指示之功”,是主要领导者之一。
  在护国战争搞得轰轰烈烈之时,孙文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也急于在国内取得对政局的发言权,他把希望寄托在委任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中华革命党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兼江苏司令长官陈其美身上,将筹集到的大部分款项汇给陈其美,要陈尽快拿下上海。陈其美一直把革命看得很容易,但这时才发现反袁与反清形势根本不一样,他虽尽了最大努力,搞了几次小暴动,但“搞到一块地盘(上海或江浙)”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孙文回到上海后困守于租界之内,对反袁大局亦无能为力。陈其美本人则于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指使的刺客暗杀于上海租界。
但这场争论并没有因陈其美、黄兴的辞世而平息下来。
 

蒋介石一手操办国民党“正统史观”

 

  胡适曾戏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每一个时代的当政者总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改造或塑造历史。
  就在陈其美、黄兴辞世10年后,陈其美的三弟蒋介石(1912年初,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个浙江同乡在上海结拜为异姓兄弟,陈为大哥,黄为二哥,蒋最小,是三弟。三人的结拜对近代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异军突起,彻底改写了国民党的政治版图。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不久,即赶到上海,主持其金兰兄长陈其美殉难11周年的纪念会。作为政治较量中的胜利者,蒋氏在演讲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如此这般地解说国民党的党史:
  我们国民党是中华革命党孵生出来的。中华革命党是总理创造的,总理的创造中华革命党,也得陈英士许多助力来的。所以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是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辛亥那年的成功,就是陈烈士以手无寸铁指挥在新舞台的数十烈士轰轰烈烈的打制造局,始得到无限数的影响,而有今日的国民党……所以我们想到总理,就要想到陈先生……
  蒋介石根据自己的需要编造了“孙文—陈其美—蒋介石”的国民党正统史观。蒋氏定调后,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及官方文人纷纷出来阐扬这种“正统史观”。此后,黄兴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被降为一般的“革命先进”。国民党执政期间没有建立任何纪念黄兴的设施,完全把他遗忘了。
  对此不正常现象,辛亥革命的见证人、著名民主人士陈叔通在《杂忆二十首》中有感而发:“锦辉谋始共艰屯,自有同盟势益振。事与时移公论泯,空余岳麓草蓁蓁。”陈叔通在诗前有这么一段说明:“孙文兴中会、黄兴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光绪乙巳成立于日本东京锦辉馆。自此通力合作,光复会亦参加奔走,于是有辛亥革命。嗣改同盟会为国民党,孙文为总理,黄兴为协理。至今谈辛亥革命乃若有专美(引者按:指专美孙文,而不提黄兴)者,何耶?”
 

后人应还黄兴一个公道

 

  抹去蒙在真相表面的灰尘,让历史回归真实,是历史学者所肩负的职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因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陈其美被贬斥为“流氓政客”,被打下了神坛,但是,黄兴的历史地位却并未因此提升多少。
  我们现在回顾历史,应该更有条件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重新认识黄兴协助孙文在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制度的历史巨变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及其地位。
  自视甚高的章太炎在挽黄兴的对联中予以高度评价:“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题张岳军藏黄克强先烈遗墨》时有感而发,赋诗云:“开国之功未可忘,国人犹自说孙黄。黄花满眼天如醉,猛忆元戎旧战场。”
  章太炎、于右任等辛亥革命元勋对黄兴所作的评价体现了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位真诚笃实的民主革命家,黄兴身上拥有许多优秀的美德,为人厚道,笃信“无我”,常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埋头苦干,不争权力,是一位大写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生前虽然不争名位,但后来人却有必要还他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