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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耻文人”还是民国名编

 

──杭州文人黄萍荪与鲁迅的一段旧事
作者:散木
来源:中国新闻网


  许广平在《鲁迅在日本》一文中曾写道,黄萍荪系一“无耻文人”,他想借助鲁迅的名义扩大影响,通过郁达夫的关系以同乡和后学的身份向鲁迅求书索稿。以拉名人的稿件、借重名人效应为刊物开道,这或许是黄萍荪为鲁迅“愤恨”之处。其实,简单或符号似的评判是很难概括一个人的。
 

与鲁迅的瓜葛

 

  因为在与鲁迅的接触中曾给鲁迅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过去人们往往称黄萍荪为“无耻文人”,其实,一个简单或符号似的评判是难概括他这个人的。
  黄萍荪,杭州人,笔名“歇翁”等,民国报刊编辑。他没有什么文凭,卒业于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演员训练班,期间曾在《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作品,后在杭州的《民声报》、《民国日报》、《东南日报》以及《越风》等刊物担任编辑。
  黄萍荪编辑《越风》期间曾三次去信邀请鲁迅为之写稿(据《鲁迅日记》:1936年1月30日,“得黄萍荪信并《越风》一本”;2月2日,“得黄苹荪信”;2月10日,“得黄苹荪信,即复。”),鲁迅复信拒绝邀稿,并直书云:“三蒙惠书,敬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黄萍荪不甘碰壁,再三去信亟求(从《鲁迅日记》中可查知:彼先后去信又达七次之多,即鲁迅复信后的2月13日、28日、3月9日、21日、4月2日、8日、21日),鲁迅皆未复信。此前1933年6月28日,他托郁达夫代请鲁迅题写诗词,即《鲁迅日记》所记之“下午为萍荪书一幅云:‘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当时鲁迅还为黄的表弟陶轩另书有一幅诗词:“如磐遥夜拥重楼,翦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即《悼丁君》,为当时谣传的丁玲遇难而作)1936年鲁迅逝世前,鲁迅记有一纸短文,记有鲁迅上述参加“中国自由大同盟”后传言鲁迅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所亟请“通缉”的相关人物,即“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许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鲁迅还写道:“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宦,遂编《越风》,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名人逸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黄萍荪曾编辑过的报刊,大多是国民党“CC系”把持或影响下的,比如许绍棣曾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部长兼《东南日报》社长(该报1934年6月出版,陈果夫、陈立夫分任董事和监事长),后又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东南日报》的总编胡健中、副刊编辑陈大慈和许廑父等也是属于许绍棣“复旦系”(多出于复旦大学)的,而据说许绍棣与鲁迅成为敌人,就是源于1928年鲁迅任主编的《语丝》刊登了一篇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来稿(第4卷第32期冯珧《谈谈复旦大学》),许绍棣(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指导委员)于是下令查禁《语丝》在内的20余种刊物(国民党浙江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第126号令: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严行禁止)。鲁迅后来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说:“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这“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
 

鲁迅赠《无题》诗及《越风》杂志

 

  黄萍荪的背景既然如此,那么,鲁迅何以还要给他题字,以及那首诗的含意究竟如何呢?许广平1956年在《鲁迅在日本》一文中说:黄萍荪系一“无耻文人”,他想借助鲁迅的名义扩大影响,遂通过郁达夫的关系(郁是向他供稿的常客,后黄萍荪写有《风雨茅庐外纪》一书,详细记述了与郁达夫的往来),以同乡和后学的身份向鲁迅求书索稿,并且由郁达夫送来纸幅,鲁迅不虞有诈,“待到寄出不久,鲁迅的字就被制版做杂志的封面了。而这杂志,是替蒋介石方面卖力的,当时鲁迅看到如此下流的人这样利用他的字来蒙骗读者,非常之愤恨。”许广平的回忆恐有失误,其一、时间上不吻合。鲁迅为黄萍荪题字是1933年6月,黄萍荪编辑的《越风》刊登鲁迅的手迹却已是鲁迅逝世后的1936年10月31日了(第21期),同一期还刊有鲁迅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以及黄萍荪的《鲁迅是怎样一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鲁迅诗词集》仍袭许广平旧说)至于黄萍荪的邀字的动机,他后来自述是在刊物封面刊登鲁迅的手迹是冀望“杂志限期能不胫而走,小子之名亦可附骥尾而招摇过市”。其二、《越风》是怎样一份刊物?1935年10月16日,由杭州“越风社”创办的《越风》杂志鉴于先前《东南日报》报馆的几个馆外刊物“政治色彩较浓,八股气氛过重”而停办的教训,改弦易辙,声称“不谈‘时政’,不尚‘空论’,不标‘主义’,专治‘文史’”,且标榜其“信条”是“不张幽默惑众,不以巧言欺世,不倡异说鸣高,惟特真凭实据和世人相见”,如果说这不过是冠冕堂皇的一个广告招牌,那么,如果通读了这本杂志,它给读者的印象大概可以归类为一般性的文史读物吧,即其所谈无非是一些浙江的风物,而写家也多是郁达夫、周作人、柳亚子以及当时擅写随笔的“南黄北徐”―――在《中央时事周报》连载《花随圣庵摭忆》的黄浚、在《国闻周报》连载《凌霄随笔》的徐一士。黄萍荪也曾向鲁迅邀稿,在《越风》第8期,黄萍荪还撰文示意读者:鲁迅(以及茅盾、叶圣陶、阿英、郭沫若等。后来黄萍荪还说:“许寿裳、朱希祖、叶绍钧、茅盾、周作人皆为该刊写过稿。”)亦将“不久即有宏文赐寄本刊”。这或许就是鲁迅“愤恨”于黄氏“无耻文人”之处―――以拉名人的稿件、借重名人效应为刊物开道,事实上鲁迅不曾为之供过稿。
  黄萍荪在该刊第5期(1936年2月15日)用“冬藏老人”的化名写有一篇《雪夜访鲁迅翁记》,说他到上海“访问”鲁迅的经过,所谓“本月上旬,上海初雪,北四川路一带如银洒地。余得某君之介,持函往访”云云。这究竟有无此事,或是向壁虚造的“无耻”之作?当年浙江海宁人章克标在其名作《文坛登龙术》中面授机宜,所谓文人须“什么话都要说得出,这也须打倒了羞耻方可”,其中就有如拜访名人遭拒却仍可回去写访问记,黄的这次所谓“往访”,鲁迅生前根本不记有此事,后也不曾见黄萍荪有过澄清此事的回忆。记得倪墨炎先生曾有文回忆在安徽农场见“劳改”时黄萍荪,当时倪问及此事,黄似承认为子虚乌有之事,却又辩称当时“存心并不坏”云云。在这篇《雪夜访鲁迅翁记》中,黄萍荪自云“不速之客”,而在他眼中的鲁迅竟是“不肯吃亏一句说话,不喜欢给人占半字便宜的那种气度”的人,所谓“此老于洋场上的人缘,在他自己眼睛里重大来,就变得到处都是特地为渠而设的陷井了”。显然,他不是作为崇拜者去“访问”鲁迅的,或许他应该是听说了许多有关鲁迅的议论,又带了一种近距离观察的心态去“访问”的。他说:鲁迅也谈到了外界对自己的“误读”:“我这个人,只有在文章里给了人许多忌讳,倒并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那么使人可怕。”
  鲁迅虽未给《越风》写稿,这刊物虽说“赞助人”中亦多系浙江(也是民国)的政要和名流之选,然而谈文说史,若说它是“替蒋介石方面卖力的”,也着实勉强得很,而鲁迅殊不屑之的“叭儿”而“谈忠烈遗闻,名流逸事”(多系有关明末忠勇、辛亥革命的故实),当是因愤恨这一刊物背后的人物―――所谓“文化刽子手”侪辈而带出的,在鲁迅看来,在他根本瞧不上的故乡和人物―――“报仇雪耻之乡”另一面还有南宋遗风的小家子气,如“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等,以及“暴发户子弟”“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等,却居然会有一本“谈忠烈”的杂志,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至于说到鲁迅的《无题》,诗的蕴意究竟如何?后来此诗的解家蜂起,说法不一,或谓鲁迅以此抗议国民党空军滥炸“苏区”(当时鲁迅常看的《大晚报》刊登有轰炸广西瑶洞的报道),所谓“禹域多飞将”云云;“逸民”则当指被草菅人命的“蚁民”;末二句则用贾岛“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的意境,抒发喟叹,又取其反意:一杯浊酒(“玄酒”),为“皇仁”浩荡欢呼则个。联系当时鲁迅为黄萍荪题字前后所作的《王化》、《天上地下》等(收入《伪自由书》),是鲁迅阅读《大晚报》、《申报》后慨然于国民党飞机滥炸广西瑶民地区以及南昌“剿共”前线的“苏区”,以及日本飞机轰炸河北前线,所谓“炸进去”和“炸进来”而发泄的怒气―――“攘外必先安内”的“杰作”,鲁迅不禁为这“皇仁”举杯:“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王化》)在鲁迅,这是皮里阳秋,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处却嗅出了其中含沙射影的味道,于是《王化》被禁刊和被抽去,鲁迅后来将之收入文集时写道:“幸而既非瑶民,又居租界,得免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惟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了。黄萍荪后来写有《“禹将多飞将”落户扶桑之迹》,述及当年他得到鲁迅手迹后,郁达夫、钱家治(杭州人,钱学森的父亲,曾与鲁迅有“四同”的关系:“同游扶桑,同立章门(太炎),归国后同执教于两浙师范学校,继复同事于北府教育部。”)在观赏时发表看法,似也可以窥出鲁迅赠此诗于黄萍荪的良苦用心。郁达夫事后回忆:鲁迅曾仔细询问过索字人―――黄萍荪的情况,当时黄自称是《东南日报》的青年记者,因此“鲁迅知道你的报是党报,故将此绝写上”;“老实说,鲁迅此绝(绝句)对浙江的党老爷们是一个极尖锐的讽刺―――锋利的匕首。”郁达夫还以为黄萍荪将之裱后是否悬挂,当须“慎重”:“其事虽与你无涉,但列其门者,一旦悬之,给带上一顶‘为敌张目’的帽子,就难保反省院不虚席以待了。”果然,黄萍荪悬挂了这首五绝诗,正好他的表伯兼蒙师的钱家治过访,钱得见此“绝”,恍然鲁迅由旧事带出的诗意,即此前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的旧案(当时黄萍荪由钱家治介绍在浙江图书馆工作),钱家治解诗云:“飞将”或指蝗虫,“飞蝗来时翳天遮日,专食粮浆,为人类大敌!禹域中年,党政为虐,民苦久矣!把此辈比作专食粮浆的飞蝗,未尝不可。‘夜邀潭底之影’,举起已凝成黑色的民之脂膏―――玄酒!玄酒,《史记》中说是白水,但这里亦不妨作黑色解。为飞蝗的上层讴颂,矛头明显指向党报。至于颈联的‘蜗庐’、‘逸民’,也可能作者自况?”于是,钱家治劝黄萍荪不如收起此“绝”,所谓“当思找一吃饭之地不易,犯不着栽这风雅筋斗!更不能轻视党老爷们都不懂,诗,须知王孚老懂得的不比鲁迅少,他能把这二十个字的涵义看到骨髓里去。”
  “王孚老”,即王孚川,清末留日学生监督、同盟会会员、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当时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会的“马首”。
 

“通缉”谜案和鲁迅短札

 

  由鲁迅的《无题》又牵扯到当年对鲁迅的“通缉”案,应该说这是一个尚未定谳的谜案。即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鲁迅由冯雪峰介绍加入,不久他就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予以“通缉”,罪名曰“堕落文人”(一说“反动文人”),鲁迅挚友的许寿裳后来回忆说:“那时,浙江省党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别有用意,所谓‘罪名’、‘理由’,都是表面文章,其真因则远在编辑刊物。当鲁迅初到上海,主编《语丝》的时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发他的大学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鲁迅就把它登出来了。这反响可真大,原来某氏是该大学毕业生,挟嫌于心,为时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题目,借故追因,呈请通缉,而且批准。鲁迅曾把这事的经过详细地对我说过:‘自由大同盟并不是由我发起,当初只是请我去演说。按时前往,则来宾签名者已有一人(记得是郁达夫君),演说次序是我第一,郁第二,我待郁讲完,便先告归。后来闻当场有人提议要有甚么组织,凡今天到会者均作为发起人,迨次日报上发表,则变成我第一名了’。鲁迅又说:‘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么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就算由我发起好了。”(《亡友鲁迅印象记》)
  这个“通缉”,究竟是怎么回事?黄萍荪在1948年6月出版的《子曰丛刊》第2辑发表有以“歇翁”为名写的《鲁迅与“浙江党部”之一重公案》,他说:“为了通缉这件事,特往信上的所谓浙江党部去找熟朋友打听究竟,据说并无此案,不知鲁迅从何听来,要我写信反诘,部中高级人员并向我负责担保,鲁迅如果不信,可以请他到杭州来,看有没有人找他的麻烦。”鲁迅逝世后黄萍荪也在“回忆”文章中说他曾专赴上海到内山书店探个究竟,鲁迅回答他说:“通缉”一事“是朋友转述的,不过照当时的情形,推想决非捕风捉影之谈,但事已过去可不提了。”黄萍荪与鲁迅的交谈(并赏其饭),今已无从查知真伪。黄萍荪还记录鲁迅当时还说:“当一个人穿衣、吃饭、说话、行路、交朋友都感到不自由的时候,连狗都会不舒服起来,想着往墙上跳出去的,莫说人。不过那一年的事(这似是说“大同盟”一案,但从下面的谈话内容则又似指“民权保障同盟”。笔者注),在我是拗不过友人之请而才参加的,某夫人(即宋庆龄。笔者注)主动,杨某某(即杨杏佛。笔者注)执实,而杨与蔡元培的关系是人所共知的。杨在中间,当然不会让蔡置身局外,我和蔡是同乡同事又兼世交,经蔡力邀,就这样拉拉扯扯的给摆上了一份,在我则无所谓,在惹不得者以为了不起,仿佛有十万大兵埋伏其间似的,你想可笑不可笑。”
  鲁迅等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而被“通缉”一案,因迄未发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和国民党中央批准“通缉”的文件,尚无法定谳,而黄萍荪在文章中借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人员之口谓其“子虚乌有”,看来这桩谜案还有待于有关档案的继续发掘。不过,从黄萍荪后来的回忆文章(《“禹域多飞将”落户扶桑之谜》)中,他似乎又倾向于承认有过“通缉”了,所谓自己发表鲁迅诗时的“顾虑”:“‘通缉’的旧案未销,刊登其手迹,‘为敌张目’之祸必难侥免”,等等,当然,那是黄萍荪劫后余生在晚年所写的回忆文章了。据其自云:1954年6月,他因“反革命”案被捕,经过“长达二十年的胥靡衣赭和强迫戴帽‘留队就业’的生活”,则其恢复自由当在七十年代,又于1982年获得“撤判平反”。
  黄萍荪晚年为文,以“不得不说的话”为由,对当年鲁迅斥责他“伏许、叶嗾使”办小报而丑诋鲁迅以获赏金的短札痛心疾首,并谓之“莫须有”。他质问道:“鲁迅是唯物辩证主义者,始而闻青蝇之嗡嗡,生气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青蝇之伎俩除嗡嗡外,‘双’与‘赃’两缺,(他要求“捉奸捉双,捉贼捉赃”。笔者注)例如叶、许嗾办的小报以何名?‘每月约诋两次’的文以何题?口说不算,更须有实物为证,这叫‘人赃并获’。”另据徐重庆《关于〈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一文,黄萍荪以为:“月旦人物,诚匪易易,我只能借用太史公《仲尼弟子列传》后语:‘以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弟于迅翁亦然,取誉毁参半论之。当然,这样的态度在誉者视之,定为‘大不敬’是无可非议的。那篇引而未发之文,臆度之缺乏‘罪证’为主因。一是指不出许、叶所办之刊的刊名;二是诟其之文以何为题,有道是‘捉贼捉赃,捉奸捉双’,贼与双莫得而致,缘是网开一面,‘刀下留人’了。这不怪迅翁,怪青蝇之无能制造伪证耳。经过如此,兄可思之过半矣。此类隔年黄历,无须再拨死灰,使之复燃,要知打草惊蛇,不必,不必!”(徐重庆《文苑散叶》)
 

黄萍荪后来的编辑和写作

 

  黄萍荪抗战时避居于浙江金华,担任《东南日报》驻沪记者,再后赴福建任《东南日报》南平版特派员、“阵中出版社”社长,此外还担任过教育厅秘书、省府参议等,并创办有“新阵地图书社”和《新阵地》旬刊,编办有《阵中日报》、《龙凤》双月刊等,编辑有《蒋百里先生文选》等。抗战胜利后,黄萍荪任《东南日报》上海版特派员,1947年创办“子曰出版社”,主编《子曰》双月刊。
  新中国成立之初,黄萍荪以极大的编辑敏感力,相继编辑出版有《四十年来之北京》、《北京史话》等书籍,当时正是新中国将首都设于北京,这两本书于是风光一时,极为畅销。但不久,因《史话》一书收有植物学家胡先驌先生写的《庚子赔款和中国科学人材之兴起》一文,文章被读者批评有“崇美”思想,当时担任上海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处长的张春桥遂下一令,将该书毁版、查禁(笔者收藏有一册),并吊销了“子曰出版社”的营业执照。1952年,黄萍荪通过赵朴初、周而复的介绍,由华东局统战部保送至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1954年6月,在“肃反”运动前夕,黄萍荪以“反革命”罪被捕,后被上海军管会军法处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押至安徽农场劳改。刑满时,黄萍荪又因“无理申诉”被加判五年,至1963年刑满,遂就近在农场就业。1982年6月,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并裁定黄萍荪的申诉,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原判,并由卢湾区法院审理宣告其无罪。此后,黄萍荪随子女居住于浙江衢州、杭州。1990年,他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黄萍荪恢复自由后,很快也恢复了写作的冲动和干劲,他先后写有《风雨茅庐外纪》(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从贵公子到苦行僧———李叔同传》以及文集《前辈风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外纪》一书(亦称《记风雨茅庐》),柯灵先生曾许为“材料实在,凿凿有据,也没有什么卖弄玄虚的迹象,读来感到翔实可信。人之相交,各有因缘,名士伟人,也不例外。如确曾亲炙者,不论深浅,只要不是志在自炫,自可各以所知,本着诚实谨严,忠于历史,忠于自我的精神,为一得之贡。”(《关于《记风雨茅庐》———答黄萍荪》)在笔者看来,这似也应是评判黄萍荪其人的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