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宗亲网>人物

 

黄炎培的方圆论

 

来源:《大家风范——我所知道的民主党派领袖》
作者:肖伟俐

 

第一部分:黄炎培的方圆论

 

题记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职业教育的首创者,是新中国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国家领导人。
  1899年时在松江府以第一名取中秀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选读外文科﹐受知于中文总教习蔡元培。1902年,黄炎培应江南乡试中举;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浦东中学。辛亥革命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上海申报馆旅行记者。1908年与童世亨等共同创办浦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917年赴美国考察,同年5月6日,联络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建中华职业学校。1921年被委任教育总长而不肯就职。1941年,与张澜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治同盟。1945年又与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著作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中国商战失败史》(合作)、《中国教育史要》、《黄海环游记》、《断肠集》、《蜀道》、《抗战以来》、《延安归来》等。
  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家乡故居建有纪念馆。

 

黄炎培家庭档案

 

  先夫人王纠思(1882-1940)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周浦镇人,少读私塾,17岁时和黄炎培缔结姻缘。婚后就读于上海城东女学,习师范、育蚕,课余哺育婴儿,料理家务。她共生育了六子六女,其中一子二女早殇。黄炎培说她“无脂粉习,见度大方”,去世后,黄炎培作长诗《天长七首》以示纪念。
  长子:黄方刚(1899-1944)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主修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他是第一位将老子的《道德经》译成英文向世界推介的中国人。
  二子:黄竞武(1903-1949)革命烈士,民盟会员。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后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上海盐务稽核所会计、中央银行稽核。1949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其子黄孟复,现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其女黄雅言,过继给弟弟黄大能抚养,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后在国家体育总局田径中心工作。
  三子:黄鄱阳(早逝)。
  长女:黄路(1907-2001)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后在中华医学会工作。
  四子:黄万里:(1911-2001)我国著名水利学家。1933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1934年赴美,相继获得康乃尔大学硕士、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37年春学成归国。先后在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四川水利局任职,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长。解放后,曾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唐山交通大学、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二女:黄辽(早逝)。
  三女:黄小同(1913-1996)燕京大学肄业,曾在首都图书馆工作,后在北京80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五子:黄大能,1916出生于上海,是我国著名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193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土木系。1943年至1946年赴英国留学,进修水泥工艺。建国后,历任大连大学工学院副教授,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副院长、高级工程师,武汉工业大学、上海建材学院教授,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副总工程师,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副理事长等。1946年10月加入民盟,1950年5月加入民建,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1月后,先后当选为民建第四至六届中央副主席。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副理事长。
  六子:黄必信(1925-1966)1949年参加革命,曾任大连工学院讲师、普通电工教研室主任。文革期间含冤去世。
  四女:黄小素(早逝)。
  五女:黄学潮,1920年出生,金陵女子大学肄业,中国致公党党员,曾任空军蓝天幼儿园副园长、致公党北京市委妇委会主任。
  六女:黄素回,1923年出生,在内蒙古医学院工作。
  夫人:姚维钧(1908-1966)上海浦东人,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文革开始后不久便被迫害致死。
  女儿:黄当时,现任国务院参事。
  女儿:黄丁年,原科学院信息所高工。
  儿子:黄方毅,1946年出生于重庆,美国杜克大学硕士,长年供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从事经济研究,并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儿子:黄钢,在《教育与职业》杂志社工作。

 

一、怎么阅读黄炎培

 

  黄炎培,字任之(1878~1965)
  黄炎培是本大书,已经被人读了许久,滋味各异。
  黄炎培是上海“土著”,却生得圆面大脸,口方鼻正,身材壮硕,典型的南人北相。
  生活中的黄炎培也的确是兼具南北之长,有上海人之精细,有北方人之豪迈。智圆而行方,思密而胆炽。因而,他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他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过往甚密,也与袁世凯、蒋介石、孙科、张群、杜月笙等枭雄周旋裕如;他和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冯玉祥是朋友,又同张謇、康有为、蔡元培、陶行知私交甚笃。
  这种合纵连横、长袖善舞的为人之道,鲜有比肩者。
  黄炎培一生兴学办校,桃李满天下,遍及敌我两派、各种学科阵营。赫赫如:张闻天、徐特立、钱昌照、华罗庚、罗尔纲、范文澜、王淦昌、胡也频、殷夫,谢晋、秦怡、卞之琳、夏坚白、董纯才等,连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也是旗下门生。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曾以学生之身,在台下听过黄炎培的演讲;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曾受教于黄,见面执师生之礼。
  耕耘天下,桃李报之,这样的杏林园丁,几人可当?
  黄炎培才智卓越,敢为人先。他是清代的举人,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专家,抗日战争时的义士,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争取民主独立的斗士,在中国现有的8个民主党派中,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解放后,他一任副总理,三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四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般领时代之风骚,居民族之先列,与时俱进,拔萃人间,德高而望重者,问天下几许?
  黄炎培手善持笔,口吐华章,长诗词、好文章、工书法,为文铺陈论事、傲岸不群;为诗思力沉厚,随心所欲;为书磅礴大气,气脉酣畅。他以举人之才,博人之智,通人之学,行走于骚人墨客之间,点化山水,俯仰人世,这等心手并用,天人合一的功夫,能为者不多也!
  今日上海浦东,大厦栉比,万象更新,而当年开发浦东的第一人就是黄炎培。他靠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他创建的浦东中学则是当时与南开中学齐名的名校。上海滩波诡云谲,风云际会,如此事事争先,屹立上海滩几十年而不倒,谁与争锋?
  黄炎培束身健为,律己严格,不愿敛财,不肯做官,他长期把一副自撰对联挂在家中:毋忘孤苦出身,看诸儿绕膝相依,已较我少年有福;切莫奢华过甚,听到处向隅而泣,试问你独乐何心。他从40岁开始吃素,直到去世,一以持之。他从年轻时代开始记日记,也是一以持之,刚刚出版的《黄炎培日记》,浩浩700万字,令人惊叹。他经年办学,还是一以持之,中华职业学校至今不倒,一晃已是90年了。子女们说:他勤奋得不得了。
  黄炎培治家有方,教子有术。黄门子女众多,几乎个个才俊。学工学艺,自立为人,都有一技在身,没有一人经商贩卖,也没有一人游戏社会。他要求孩子们在上中学时必须学好三门课程:国文、外文和数学。为了不使孩子沾染上吸烟喝酒的不良习惯,家里待客时,不得侑烟侑觞。他自己记日记,也让孩子从小记日记。他送给孩子们的座右铭:“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个“方圆论”,如今被世人奉为教子宝典,人生圭臬。
  黄炎培晚年曾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是被婉拒。因为他在党外,比在党内作用更大。黄炎培也不负所望,参政议政,多有远见和卓识。抗美援朝时,众人为出兵的名目而犯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黄炎培提出以“志愿军”命名,毛泽东欣然接受,于是,遂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名。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他提出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这个建议再获通过。直到现在,“人民政府”的称呼早已深入人心。1959年,他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成为共识。而最早提出要对江南文化水乡周庄予以保护的,还是黄炎培。想想几十年前,能提这样的意见,难能可贵。不然,今天的人们恐怕无缘目睹周庄那小桥流水人家的美景。
  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也很有故事。1945年,他和毛泽东在延安见面,两人关于历史周期率有一段对话,即执政者怎么规避“兴勃亡忽”的规律,这段话流传甚广,有人称为“窑洞对”,借寓三国的“隆中对”。这个比方并不恰当,或者说被后人引申发挥了。其实,这只是一个国民政府的参议员和共产党领袖之间的寒暄之语,因为双方交谈的内容都是基本的社会常识和规律,并非国策,好比一人客气地问:一个人渴了咋办?一人答:喝水!
  我个人觉得,黄炎培真正的政见和他对新社会的憧憬,是他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代表“民建”作的书面发言。他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座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这“五门愿景”,可看作是黄氏毕生的理想,他也为之追求奋斗了一生,远胜所谓的“窑洞对”。
  黄炎培一生纵横捭阖,身影和足迹掠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领域,是个多面手,伟丈夫。尽管如此,我一直认为,居家生活的面貌,才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其他可能只是某个侧面。如是,要读懂黄炎培,既要看社会的黄炎培,更要看家庭的黄炎培。

 

二、内史第和汉石经室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在今上海市川沙镇的内史第。内史第是一座宅院,一幢三大进深二层楼的大院,主人是清朝内阁中书沈树镛,故称沈家大院。
  这个大院在川沙声名赫赫,因为它居住过三户名人,一个是黄炎培。另一家是宋家,包括宋庆龄等宋氏三姐妹,宋子文、宋子良都是在这个宅子中出生的。另外一家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他也在这个大院里生活过。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是沈树镛的外甥,他是当地庠生,也就是秀才,早先在乡设塾授徒,后外出到广东总督吴大澄幕府当秘书,所挣薪水不多,加之长年在外,基本无法照顾家,这样只好让妻子儿女借住在舅舅家里。黄炎培的母亲是南汇地主孟荫余之女,名樾清,是一名典型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贤淑厚道。
  沈家世代书香,家人个个博学,人皆可为师。不单如此,大院的主人沈树镛,不仅是高官,还是一位饱学之士和书画鉴赏与收藏名家。他收藏了大量的秘籍、书画、金石,尤以碑帖为最。其中有晋代王羲之的孤本碑帖,有孙承洋研山斋藏本《熹平石经》,所藏珍品,有“富甲东南”之誉。沈树镛对自己的收藏颇为自豪,他将“内史第”的书斋取名为“汉石经室”,供后世子女阅读研习。
  黄炎培身处大院,对其中的“汉石经室”很是向往,只是年龄太小,家人不许他随便出入,这样,他便经常会好奇地偷偷跟在大人后面,进去浏览一番,一睹风光。
  黄炎培6岁时,母亲就教他识字,并正式准许他进入“汉石经室”学习。8岁起,叔叔伯伯们开始引领他阅读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临摹碑帖,习字作文。9岁时,他入外祖父孟荫余开办的“东野草堂”读书,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黄炎培读书天赋很高,许多作品他都可以熟读成诵。像《史记》、《汉书》、《三国志》、《老子》、《墨子》等百家之作,都了然于胸。
  黄炎培自得地出入于“汉石经室”,周旋于诸子百家之中。就是这段时间,黄炎培靠着聪慧和勤奋熟读了国学典籍,临摹了金石碑帖,为日后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步黄炎培走得很扎实,很实惠。
  1899年,21岁的黄炎培走出内史第和“汉石经室”,参加了他人生中第一次重要考试,凭着厚实的家学,他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取中秀才。
  3年后的1902年,黄炎培再应江南乡试,一举考中举人。这一年黄炎培24岁。中了举人,就表明他可以当官了。只是此时的满清政府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而且,黄炎培对入仕并不十分感冒,他只是想借此证实一下自己的水平和实力。中举之后,他转身还是搞他的职业教育去了。
  25岁那年,黄炎培为了办职教,曾和邵力子、张志鹤为学生编译了7万字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首列历代大事年表,次地理、人种,再按各历史阶段分章叙述,简明扼要,便于省览。在编译过程中,黄炎培对各种史料典故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令众人大为折服。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就是他在“汉石经室”枯坐硬读打磨出来的。

 

三、黄炎培的“手脑并用”

 

  黄炎培读书用功,勤思善用,但却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酸秀才,傻举人。这也和他的家庭以及他的成长过程有着密切的关联。
  1891年,黄炎培母亲孟樾清病故,扔下他和两个年幼的妹妹。1894年,他的父亲黄叔才也撒手人寰。13岁失母,16岁丧父。一时间,黄炎培成了孤儿。《诗小雅》云:“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失去怙恃的黄炎培,开始体会人生的悲苦和艰辛,也萌发了一种责任。身为长子,他觉得自己应该对这个家庭有所作为。故而,他下定决心,不再躺在亲友的身上,靠他们资助养活,他准备弃学做工,自己挣钱养活两个妹妹。
  他把想法向祖母表示了,但是祖母坚决不同意,老太太告诉他说:“你身为黄家长孙,你的任务就是要好好读书,光宗耀祖,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会供你读书。”
  祖母的态度不容商议,其他族人也一致反对。黄炎培只好放弃弃学做工的念头。但是,很有主见的黄炎培并没有完全按照家人的意见,一心一意地读书,他背着大人到城里找事做,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勤工俭学。刚过18岁,他就被浦东南汇三灶周氏馆聘为私塾先生,开始挣钱,开始工作,也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没有人知道那段短暂的勤工俭学生活,对年轻的黄炎培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是这可能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看到并且体会到勤工俭学的好处,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同时,也让他萌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理想,一旦有机会,他就可能实践之。
  这种新的教育理论就是:办职业学校。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子,为社会培养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这个理论今天我们听起来很熟悉。这是当今最前沿的教育理论,也是许多学校确立的办学方针。岂不知,100年前的黄炎培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1916年1月,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是《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他用对比观察的方式提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这话很痛快,一针见血。怎么改正呢?他给出的药方是要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关键是要培养出“手脑并用,双手万能”的劳动者。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1917年5月6日,黄炎培与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等48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8月20日,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这个学校开设的科目与一般学校大不同,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这些专业大都是社会所急需,也是热门专业。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上需要什么人才,他们就开设什么专业,教学与市场接轨,专业与就业相衔,真正是与时俱进。
  学校的教学方式也有革新,他们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以突出其实用性和职业性。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的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的目的: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
  为了办好职业学校,黄炎培想方设法聘请一些贤达人士到校任教,像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著名的记者邹韬奋等都在中华职业学校工作过。邹韬奋在职业学校当的是英语教师,他后来接办了黄炎培创办的《生活》周刊,“生活”两字,就是黄炎培亲笔所书。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回忆说:“邹韬奋结婚的时候,我还吃喜酒去了,是父亲带我去的。”
  另外,学校每天还特别安排了体育课,以强健学生体质。
  这一点很特别。黄大能回忆说:“父亲认为,中国学生必须改变旧‘文人’瘦弱的形象,他要我们每天锻炼身体,我也常跟着他一早出去跑步。”
  最近,网上盛传一组二战时期日本人的征兵照片,让我们看到了60多年前日本年轻人的模样,他们个子虽小,但却肌肉发达,线条分明,皮肤光亮,显得很有力量。相比之下,中国人的体魄就差远了。满清以来,中国典型文人的形象就是身着黑衫,面留鼠须,头悬长辫,一脸青灰,一步三晃。这样的人,这样的模样,真是又可笑又可怜。实事求是地看,这般形象,东亚病夫的帽子不请自到。
  因而,体魄锻炼是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一致的看法。教育家张伯苓曾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德智体中,体育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所受的教育中,不缺育德育才的方法,独缺的是强体健魄的课程。这不仅仅是对于学校而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话更重要。
  对此,黄炎培又先行了一步。
  100年过去了,在北京市崇文区的安乐林路的一座楼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牌匾还在那里挂着,出出进进的人还在实践着黄炎培当年提出的教育思想,遍布各地的职业学校还在培养着面向未来,面向21世纪的新人。每每走过这里,我都会放慢脚步,思量着一个问题: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一个百年老店,知道黄炎培……

 

四、黄炎培的试验品

 

  黄炎培自己是这样解释职业教育的,他说:“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与乐趣,同时尽其对群的义务,名曰职业教育。”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人人有职业,并与个性相结合,“人人得事,事事得人,社会没有不发达的。”
  为了实践自己的这一理论,也为了黄家不出纨绔儿,黄炎培干脆把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的儿子黄大能转到了他的中华职业学校,以身作则,看看职业教育到底能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黄大能说:“他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时,我正在一家贵族学校上学,第二年的学费都交了,父亲毫不犹豫地把我转进了中华职业学校内,我在那里上了三年高中。”
  放弃正规的高中教育,选择职业学校,连学费都不要了。这在今天的家长来说,肯定是不会这么做的。在他们看来,哪怕孩子有一线的希望,他们也会选择普通高中,选择将来参加高考。读职业学校,往往都是被认为高考无望的,是无奈之举。
  其实,就算是在80多年前,黄炎培的举动也是惊世骇俗的,也属于是不按常理出牌。他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试验品。
  他在自己撰写的《怎样教育我中学时期的儿女》一文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为这些不知当众演讲过多少次,文章写过多少篇,苦口劝告大众:一、初中三个学年的使命就在于决定别人的,或自己认清自己的个性和天才,来决定一生所学就业的大方针;二、预备进大学,高中就要依照所学方针入分科学习;三、如果中学修了,即使将来就业,不再升学,更宜入分科高中。”
  这番话有两层含义,一是主张高中要分科,二是要选好自己的专业。这番话和当今的教育体制不谋而和,只不过,他早提出了80年,并且身体力行。
  黄大能本来在学校时就喜欢工科,到了中华职业学校,工科分为两科,一是土木,一是机械。这让他不知如何选择,看黄大能拿不定主意,黄炎培找来三子黄万里,请他帮助弟弟选个专业。黄万里是个有心人,他看出弟弟对土木建筑很感兴趣,便鼓励他学习包括水工桥梁等业务在内的土木工程,现在看来,这个选择成就了黄大能一生的辉煌。
  在中华职业学校,不论是什么专业,课程安排都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实习课。黄大能所学的土木科,除了绘图、测量等实习课外,老师还要带领学生到上海市区的建筑工地实习。
  虽然还是个学生,但是,黄大能就有幸参加了上海中百一店施工,参加了当时中国第一个自动扶梯的建造,并到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物——24层的国际饭店工地实习。
  职校,讲究的就是动手,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培养的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黄大能在校时,全校师生还为学校建设了唯一的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物——中华堂。黄大能等土木科学生是主力军,中华堂建成后,还惊动了蔡元培先生,他专门到学校视察了这个建筑物,并为其落成剪彩。可能是沾了蔡元培先生的灵气,也可能是学生众志成城的协力,这座三层楼房虽经受了多次战火的考验,但至今犹屹立无恙,成了黄炎培教育理想和实践的见证。
  毕业前,黄大能等人又赢得了一次难得的实习机会,他们这批学生被分配到了正在建设的粤汉铁路参加实习,也就是今天京广铁路的前身。黄大能分到了位于湖南衡阳的株韶段工程局,铺路架桥,钻隧施工,像个工人一样爬上爬下。一年下来,脸黑了,骨壮了。当时的铁路局局长,铁道工程专家凌鸿勋先生赞誉他们说:“这些职校学生,他们的能力并不亚于一般大学毕业生。”
  作为试验品的黄大能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1935年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顺利地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就读于土木工程系。
  对于走出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黄炎培还有嘱咐,他说:“学生出校后要热爱自己的国家,酷爱自己的事业,忠于自己的职守,胜任本职工作,要有互助合作的精神,谦虚恳挚的态度,任劳任怨的美德,勤俭淳朴的作风……”
  提倡知行合一,学习是为了经世济用,是中国知识界的传统,是读书人的目的。但真正做到把教育和职业打通,贯彻始终,最坚决的一个就是黄炎培。
  这让我们想起了著名的毛主席语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五、要“杀人”的黄炎培

 

  黄炎培被人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两个称号他当之无愧。
  什么是爱国?黄炎培一生经历了满清、北洋军阀、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连续多年的动乱时期,在他一生的主要阶段,他的任务只有两项,一是办学,二是救国。二者又互为响应,办学是为了救国,救国之路唯有办学。
  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爱国不是一句口号,是要实实在在付出的,有时甚至付出的是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在这方面,黄炎培从来不含糊。他自己被人“杀过”,也曾要“杀别人”。
  1902年,黄炎培依照蔡元培先生的教导,回乡办学,倡导学界革命。他到处演讲,抨击满清政府的无能和腐朽,鼓吹进步的新思想,这样一来,乡绅土豪把他视为革命党人,抓进了县衙,等待处置。
  黄炎培的同志恐怕他有不测,到处寻人帮助,想解救他出狱。后有人提醒说,清朝官吏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害怕洋人,找到洋人出面,就有救。于是,他们找到了在上海传教的美国基督教总牧师步惠廉和律师佑尼干,请他二人出面讲情,压迫知县放人。这招果然管用,洋人出马,知县吓出一身冷汗,立即下令放人。谁知,黄炎培前脚刚刚走出监狱,后脚上面下令斩首的手谕,就送到了知县老爷的手中。就是这一个小时的时差,让黄炎培脱身而去。
  真是不敢想象,假如洋人再晚一会儿出面,或者手谕早一会儿来了,那又会是怎样一个黄炎培呢?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他与史量才、沈钧儒、荣宗敬等组织国难会,到处讲演,做形势报告,鼓励抗日群众。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全校千余名同学集中听报告,他的儿子黄大能也站在台下。讲着讲着,黄炎培激动起来,他突然指着儿子黄大能大声说:“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
  黄炎培突然之间的发问,震惊了全场师生,一时间,满场静寂,一片愕然,只有黄大能呆呆地立着。父亲要“杀掉你”的话,像一颗颗子弹,呼啸而来,嵌入了他的身体,永远挥之不去。
  这大概算是黄氏教育法吧!
  上世纪30年代,儿子黄大能远到云南参加滇缅铁路的施工,一人在外,远离家乡父母,与家人的交流全凭信函。黄大能经常写信回家,告知在外面的情况。父母也会给他回信,有些叮嘱。只不过有短有长,最短的是黄炎培寄给他的一封明信片,上面除了收寄信人的地址,只有四个字:精忠报国。
  这是他给儿子的忠告,也是激励。
  1935年12月9日上午10时,北平各大中学学生3000余人齐集新华门前请愿。随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游行队伍在西单和东长安街与军警发生冲突,学生受伤颇多,被捕者数十人,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开始后,上海各大学学生成立救国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运动。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黄大能热情很高,他积极参加学生游行,并准备和同学们一道,乘火车到南京请愿。夜间,大家都在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黄大能的任务是负责烧开水。时值初冬,寒风凛冽,灯光中,正在烧开水的黄大能突然发现父母相互搀扶着出现在站台上。见到儿子,黄炎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像是嘱咐一个上战场的士兵:“蒋介石不可能让你们顺利到达南京,你们的前路十分艰险,望你嘱咐同学们,胆子要大,心要更细,而且,必须运用灵活策略。”说罢,他重重地握了握儿子的手,转身而去。
  “城可拔,地可割,匹夫有志不可夺。庶几彊虏凶锋遏,嗟嗟东北好河山。志有义民无义官,不生降即生还。低徊今昔空长叹,咄哉!诸生投袂起,与子同仇雪此耻。”
  这首诗,黄炎培写于1934年,用在此处,可能道出他当时的心情。
  儿子黄大能回忆说:“他非常爱国,比一般的青年都爱国,我们在上海,他每天打听战争的消息,打胜仗他非常高兴,打败仗他痛哭流涕。他戴着黑纱,一般不拿下来,而且他从不进租界地。”
  身处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黄炎培却要求家里生活用品只能购买国货,他认为,爱国必须以行动,不能只是喊喊口号,有次他生病住院,女儿给他买了件棉毛衫送给他,他看了一眼,突然雷霆大怒,问女儿为什么买洋货送给他,结果女儿翻出里面的商标,告诉他说,这是国产的,他才息怒。
  黄炎培的四个儿子都曾在国外留学,都在国外取得很优异的成绩,但是,他们不约而同都回到了饱经战乱的祖国,用所学知识,报效国家,没有一个留在国外。
  黄炎培有着超凡的政治智慧,在每次面临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时候,他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1949年,国民党政府已是日薄西山,垂死挣扎。此时的黄炎培已经决意跟着共产党走,他的这种决定令蒋介石很恼火,他一直派特务监视着黄炎培的一举一动,一直希望黄炎培能跟着他走,显然他失望了。失望导致愤怒,就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说话了:“绝不能放过黄炎培的二儿子。”特务们得令而行,把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抓去了,目的还是想让黄家屈服退让,但黄竞武宁死不屈,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夕,他被特务打断腿活埋了。黄竞武成为黄家为国牺牲的第一人。这惨无人道的举动,震惊国共两党,消息传开,毛泽东仰天一叹,特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没人敢否认黄炎培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同样也没有人愿承担黄炎培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不论在什么时代,爱国都是要付出和投入的,有精神、有物质、也会有流血牺牲。翻翻黄炎培的历史,上面的内容都能找到。
  鲁迅曾有诗说: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六、不爱财、不做官的黄炎培

 

  黄炎培还有两个清名:一曰不愿敛财,二曰不肯做官。
  黄炎培一生兴学,不遗余力。他口才甚好,善于筹款,获捐甚多,但是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不贪不占,不挪用乱用,他甚至枵腹从公,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出国留学,但都是考得公费留学生,没让他花一文钱。学成后,全都回国效力,无一人滞留海外。
  或许为此,实业家们愿意把财产捐给他。至今仍矗立在上海雁荡路边的六层楼房,就是当年黄炎培生日时友人的礼赠。
  抗战中,黄炎培曾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的抗日募捐委员会秘书长,主持民间募捐工作,人们看重的也正是他不贪财的声望。为此,黄炎培先后六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得巨款,但他依旧是两袖清风。困境时,他还曾卖字为生。黄炎培去世后,没有一份家产,没有一所房子,有的就是不敛财的清名。
  黄炎培另一个清名是“不做官”。
  辛亥革命之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拉拢的手段就是封官许愿,偏偏这套把戏在黄炎培这不灵。他两次拒绝出任当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为此,袁世凯借题发挥,送给他八个字说:“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谁仁谁暴终须问,那许西山托采薇”,这是他自明心迹的诗句,也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其实不是不做,只是不愿与恶人为伍,不愿为强权服务。
  说起来这不做官,也还是有些家传原因。黄炎培少时曾受教于外祖父孟荫余,孟荫余性格狷介,曾发誓不在清廷为官,并以此告诫孟家子孙,最后他以教书为生,终老乡间。外祖父的言行对黄炎培影响蛮大,他在家乡考中举人后,也没有出仕,并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后悔,好像中举有违外祖父的教诲。
  当然,不做官,不等于不做事。
  1939年11月,他就与梁漱溟、章伯钧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他与张澜、罗隆基、冷遹等人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会主席。1945年秋冬之间,他又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筹组了民主建国会,开创了中国政党建设的新局面。他也因此成为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很看重黄炎培在工商界的影响。进城后,再与黄炎培见面,就请他出马办两件事,一是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二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早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毛泽东说,新中国成立后对待民营经济将不同于苏联,不能用斯大林“赶尽杀绝”的做法,相反要予以利用和发展。黄炎培心有灵犀,第二天,他就把3份草拟好的电报交给李维汉代发,分别向上海、香港、新加坡工商界朋友传递信息。
  随后,周恩来总理两请黄炎培“出山”。面对共产党的诚意和盛情,这次黄炎培没有再推辞,他以72岁的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成为4名开国副总理之一,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复出做官,有违自己的清名,为此他对子女们解释说:“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不做。我现在是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做官后的黄炎培,曾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代表“民建”作了书面发言,他慷慨激昂地说:“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座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从延安的“窑洞对”,到“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再到这“五门愿景”,黄炎培表述了自己对文明社会的理想和追求。要知道,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和追求,他付出了许多,而且还将付出许多。

 

七、黄炎培与毛泽东

 

  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其实,这不是他们头一次见面。据毛泽东说,他曾在上海听过黄炎培的讲演,只不过黄炎培对此事毫无所知,因为听他讲演的人那么多,又有谁注意到默默无闻的毛泽东呢?再次相见,毛泽东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共产党的领袖,是雄踞一方的大英雄了。黄炎培在延安看得很仔细,过得也蛮舒心。而且,他和毛泽东有过一次深谈,这次谈话促使他从延安回来撰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延安归来》,在书中他回忆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就是关于“国家兴衰周期率”的内容。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
  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毛泽东进北京后,住在京西香山的双清别墅。第一个被邀请到香山别墅做客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当时,毛泽东还宴请了黄炎培和夫人姚维钧。为了表示尊敬,他让自己的夫人江青和周恩来作陪,这等殊荣,黄炎培独享,可见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最近,还有人考证说,当年在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到北京的时候,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的人,也是黄炎培。
  说到黄炎培和毛泽东的交往,还真是故事多多。民间传言,黄炎培珍藏着一部据说是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特借来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然而仅仅过了一周,黄就打电话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归还。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岂知,又过了几天,黄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让人把书法小心用木板夹好送回,并严命当天零点必须送到。毛泽东对黄的提前“索帖”之举评价为:“不够朋友,够英雄。”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更正说:“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
  我相信黄方毅的解释,这也符合黄炎培的名士风度。“索帖”之举确实“够英雄”,但是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没有跳出黄炎培的方圆论,怎么看都不逾矩。
  解放后,毛泽东和黄炎培交往日多,二人的通信多达100多封,内容也涉及各个方面,可见来往密切。
  1953年6月16日,在民建三届四中全会上,黄炎培有惊人之语,他说:“今吾改造旧吾,旧人学习新人。”他显然把自己列为旧人,要变旧为新,唯一的办法还是学习。随后不久,他到北戴河休养,休养期间,他专门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开始读《资本论》。用了20多天,读完《资本论》第一卷,然后开始读《列宁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联共党史》等。说实在的,这些书有些共产党人也未必读过,75岁的黄炎培啃起来,不知滋味如何?
  让我们听听黄炎培自己怎么说,他写了一首长诗,题目叫《马克思颂》,借此表达了他读书的心得。他在诗中写道:“让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家,信仰他,纪念他,敬礼他,人人心里头,家家壁上头,一人,黑脸,美髯。”
  他还写信给毛泽东,谈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毛泽东回信说:“先生读马列著作,可为祝贺。”得到毛泽东的肯定,黄炎培更加高兴。
  对此,黄炎培颇有感慨:“毛主席善于听取与我不同的意见,善于和意见与我不同的人合作。”而毛泽东则说:我有几个右派朋友,其中之一就是黄炎培。不过,二人的关系还是很微妙的,反右时,黄家一门七个右派,看似子之过,实则父有因。
  除了毛泽东,黄炎培在党内高层还有不少知己,像胡耀邦、彭真、邓颖超、陈云等人,他们也很看重黄炎培身上的豪气和圆滑,喜欢他爽直开朗,而又方正有形的为人。改革开放后,几位先后给黄题字,以纪念这位敢讲话、会做人的老友。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还亲笔为黄炎培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题字。

 

八、写诗的黄炎培

 

  黄炎培从秀才到举人,在科举考场上,一路走来,轻松而简单。在别人看来很难的事,对他而言,却不费功夫。再看看他历年的诗文书法,其中所透露出的国学根基和举重若轻的风范,你就知道,这般轻松,完全得益于少时的家传和家教。
  不过大多数黄诗不太雕琢,只是一抒胸臆,但闻者自然明白。这是黄诗的一大特点。譬如:黄炎培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
  再譬如,他在1946年写的一首诗《今年双十节》:“今年双十节,厚黑最高潮。部部牛皮大,官官竹杠敲。民谣千里草,国事一团糟。战火南连北,江淮到吉辽。”
  古人云:诗,可以兴、观、群、怨。在黄炎培的诗作里,少时多为“兴与观”,中年多有“怨”,晚年多为“群”,以和为贵。
  黄炎培还有两首名诗,曾被有关专家选入大学教材,一首诗为《卖字》,写于1946年秋天。诗曰:
  老来卖字是何因?
  不为言贫为疗贫。
  早许名山题咏遍,
  未妨墨海结缘新。
  伤廉尚取诚惭愧,
  食力佣书亦苦辛。
  八法在心先笔正。
  临池白首学为人。
  另一首是写于1948年春的《五斗歌》:
  渊明不为五斗折腰去作官,
  我乃肯为五斗折腰来作书。
  作书作官何曾殊,
  但问意义之有无。
  作官不以福民乃殃民,
  次等官僚害子孙,
  如我作书言言皆己出:
  读我诗篇,喜怒哀乐情洋溢;
  读我文章,嘻笑怒骂可愈头风疾;
  有时写格言,使人资儆惕。
  我今定价一联一幅一扇米五斗,
  益人身与心,
  非徒糊我口。
  还有一言,
  诸君惊焉,
  非我高抬身价趋人前,
  无奈法币膨胀不值钱。
  这两首诗,最大的好处还是浅显通俗,语意诙谐生趣;最大的益处就是让你读诗识人。
  黄炎培不事雕琢的诗作还有许多,有些唱和诗,更显他做事的风格。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在红军长征期间,国民党一方面加紧军事上的围追堵截,一方面进行舆论上的攻讦詈骂,说红军在途经贵州茅台镇时,纵容官兵在著名的茅台酒池里洗脚。
  黄炎培闻讯后,对此不以为然,他特意作了一首《茅台》诗: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后来,这首“洗脚诗”流传到了延安。有人专门书写后,挂在延安的会议室中央。
  洗脚之说过于夸大,但是红军官兵确实在茅台镇用茅台酒,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这段历史在曾三、耿飚、杨成武、萧劲光将军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组织品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洗脚也罢,搓脚也罢,不过,黄炎培的诗的确打动了中共领导人的心,未见其人先识其诗,中共将领们自觉地把黄炎培引为知己。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赴延安访问。隔日,毛泽东宴请黄炎培,桌上摆着茅台酒,周恩来、陈毅作陪。席间,陈毅提议饮酒联句,大家赞同。毛泽东率先说首联句:赤水河畔清泉水。周恩来续颔联句曰:琼浆玉液酒之最。黄炎培接颈联句:天涯此时共举杯。陈毅收尾联句曰:惟有茅台喜相随。吟罢,众人不禁相视抚掌大笑。这段故事,少见于史记,多见于传说。难辨真伪。但一番情谊,却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1952年底,刚刚病愈的黄炎培根据医生的建议,到杭州疗养。返回北京途经上海时,他特意拜访了陈毅,陈毅以茅台酒宴欢迎他。席间,陈毅又提到了那首《茅台》诗,并感慨道:“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能为共产党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陈毅即席步原韵和诗二首,以答谢黄炎培。其中一诗是这样的:
  金陵重逢饮茅台,
  万里长征洗脚来;
  深谢诗笔传韵事,
  需在江南饮一杯!
  黄炎培听了也很感动,端起茅台酒,紧紧握着陈毅的手,当场亦和诗一首:
  万人血泪雨花台,
  沧海桑田客去来;
  消灭江山龙虎气,
  为人服务共一杯!
  两首诗都有点打油,但此时重在唱和,在酒、在情、在人,而不在诗。诗作是黄炎培处世交友之方,也是他传情达意之策,在“群”不在“怨”。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里召见《人民日报》编委,讲了许多问题。大家谈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喜欢写诗,诗又不合平仄,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意见是,还要从政治上考虑。人家是歌功颂德,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
  这话也是在人、在情,不在诗。其实,毛泽东对黄家父子黄炎培、黄万里的诗作都有评价。
  1957年中华职教社举行建社40周年纪念活动,周恩来应邀参加纪念大会。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职教社40年的经验教训。为了反思职教社所走过的40年的路程,黄炎培写了8首诗,并写成条幅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条幅,称赞:“任老是诗好、字好、思想好!”
  如果认为黄炎培的诗作,大都是些打油唱和之作,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代表黄诗水平的还有很多,这些经典虽然也多是为人之作,但却真实地代表了黄炎培的诗文功夫。
  锁铜烟尘白日昏,
  端阳风雨叩圜门。
  长城万里梅千树,
  随意挥毫见国魂。
  1937年5月5日,黄炎培不顾风险,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这是当时所作,语义深沉,格调高大,有志士之风。
  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作,诗歌合为事而著”,黄炎培一生经历曲折,阅人无数,深得其中真谛,何时、何事一清二楚,从不糊涂马虎。处世有自己的方圆之策,吟诗书写,为人为情亦自成一家。随时警惕,自我兢慎,如履深渊、如履薄冰之态,堪为众师。
  晚唐诗人杜荀鹤的《泾溪》诗,或许有助于我们再认识:
  泾溪石险人兢慎,
  终岁不闻倾履人。
  却是平流无石处,
  时时闻说有沉沦。

 

九、黄万里与三门峡

 

  黄万里是黄炎培的三儿子,也是他最著名的一个儿子。他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
  黄万里的遭遇和命运,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符号,他被称为一个敢讲真话的科学家,一个只讲真话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注定要被写入社会发展史、科技史、水利史、党史,总之,历史会把他浓浓地记上一笔,就像他的父亲一样。
  黄万里的一生可用“五个一”来概括:一座大坝;一篇小说;一个右派;一本著作;一生执拗。
  黄万里在黄家活下来的男丁中排行老三,人称三哥,他之所以选择学水利工程,也是缘于父亲黄炎培的一句话。黄炎培说:“我一辈子要为农民服务,所以我不能看到祸及农民而不顾……”
  水利与农业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黄万里便在父亲的影响下,选择了水利工程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1932年他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就改修水利工程,后来分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黄万里毕业后曾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也在国内各地从事过水利测量和规划工作,还当过甘肃水利局局长。长期行走江河,使得他习惯于跳出书斋看问题,和一般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视野,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而不是在书斋中指手画脚,黄万里这种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他长期工作积累的经验,也是他践行父亲黄炎培倡导的手脑并用教育思想的结果。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让黄万里对自己的工作和专业充满自信,一种超强的自信。
  没想到的是,一座大坝,开始悄悄地改变了他的命运,这座大坝就是三门峡水库大坝。
  黄河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这个峡口因此得名三门峡。
  195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全国人民都充满着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这种热情充斥着每个人的胸膛,也影响着决策者的神经。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中国政府经过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的156个工程项目。在三门峡建设黄河上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实现防洪、灌溉、发电的综合效益,一举改变黄河旧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这一古愿。
  之所以选择黄河,这好像也是中国人的宿命。治黄,在历朝历代都是国家大事,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上下意气风发,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从这样的背景看,没有再比治黄工程更显威力的大事了。
  1954年,国家计委正式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
  就在这个时刻,44岁的黄万里站了出来,在众多的与会专家中,他的声音很特别,很刺耳。他没有对设计方案本身提出什么论证意见,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项工程,他认为:三门峡根本就不适合建坝!
  黄万里一鸣惊人,他成了唯一一个站起来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的人。
  黄万里的反对理由很简单,他认为:黄河含沙量巨大,一旦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他同时还说,“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可怕的唯一。于是,接下来的7天讨论会,黄万里舌战群儒,与其他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到最后,会议就开成了对他的批判会,人家再开会讨论时,干脆就不再邀请他参加了。
  不过,接下来的事实证明,黄万里的论证是正确的。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40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渭河泥沙淤积直到距西安仅30多公里的耿镇。
  结果,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刚刚披红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没有了用武之地,后来只好被拆到丹江口电站去了。此后多年,三门峡工程不停地改造修建,成为典型的烂尾工程。
  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罗隐曾专门写过一首《黄河》诗,不知是否算是对后人的预警: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
  一千多年以后,黄万里一语成谶。此后他也不停地向各个方面反映,并且,多次向中央领导上书,以证明自己的观点。
  然而,适得其反,他不断反映的结果,就是他逐渐成了众人眼中的另类,特别是水利专家中的另类,他被空前地孤立着。他的反映,大都如泥牛入海,没有人再提及此事,也没有人愿意提及此事。对于决策者来说,三门峡已经成为历史了,出现任何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建坝有建坝的理由,修坝有修坝的道理,即使将来把三门峡大坝炸了,也有炸的道理。这些,显然超出了黄万里的理解范围。
  此后,黄万里把三门峡大坝结结实实地背在了背上,也被这座大坝结结实实地压着。

 

十、诗人黄万里

 

  写诗的人和诗人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李白写诗,因为他有着诗人的个性,所以他是个诗人。毛泽东也写诗,但他只有诗人的情怀,没有诗人的个性,所以他并不是纯粹的“诗人”。
  把黄万里作为诗人来理解,只是依性情而论,并无他意!他曾对学生说过:“你们是以一个科技工作者的态度搞水利。而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诗人。我是用诗人的感情搞水利的。”
  可能就是这个诗人感情,让黄万里命途多舛。
  三门峡的事还没完,不久,他的命运又被一篇小说,确切地说,是被小说中的一首小词再次改变。
  1957年,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这是一篇讽刺小说,里面嘲讽批判的对象主要有四类:一是批评北京的市政建设,有“豆腐渣工程”;二是批评在三门峡方案中,有些专家不讲真话;三是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四是嘲讽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小说中有一首他自己创作的小词《贺新郎·百花齐放颂》,格外引人注目:
  绿尽枝头蘖,
  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
  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芳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这首小词,本是自嘲自娱的小品,读起来甚至有些拗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当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了这期《新清华》之后,事情的发展,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蒋南翔为何给毛泽东送这本书,目的尚不得知。总之,毛泽东看到了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也读了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总会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1957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时风剧变,帮党整风迅速转为反右。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几经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在毛泽东亲自题写的“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
  黄万里上了《人民日报》,估计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则更让他目瞪口呆。
  随即,《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一夜之间,黄万里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对于个中曲折,黄万里在199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有一次,毛泽东遇见我父亲黄炎培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如果毛泽东的确讲了上面的话,那么可以看出,他不仅读了那首词,还牢牢地记着其中的几句话,可以脱口而出。
  没想到吧,黄万里的小说给毛泽东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
  他这里说的“诗”,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那首词《贺新郎》。
  也许毛泽东确实喜欢黄万里写的东西,他曾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只是不知道下面这首诗,毛泽东读过否?
  自古长才难为用,
  孔丘汲汲屈原恸。
  居然白首成葫落。
  忍对黄河哭禹功。
  从此,黄万里“一右”就是23年。在这23年中间,他曾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劳动,也被安排到水利工地干活,打扫厕所。还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该干的,不该干的,他都消受了,也挺住了。
  黄万里的妻子丁玉隽也是清华老师,早年曾留学日本学医,她也是名门之后,她的父亲丁惟汾是国民党元老。此时,也和黄万里一道下放农村,她回忆说:“我们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
  即使如此,黄万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治黄,在此期间,他还完成了他的论文《论治理黄河方略》。
  1980年2月26日,黄万里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他是清华大学倒数第二个被平反的右派,倒数第一的右派比他的名气还大,是钱伟长。
  右派改正后,由于各种原因,黄万里没再给本科生上过课,仅在上世纪80年代招过两个硕士生,也没有带过博士生。以黄万里本人的学术建树和在国内外的影响,他具备在中国一流大学当博导的资格,为什么清华没有聘他?原因说来很滑稽,按照规定,做博导,先得写个申请,这样的要求,黄万里很不爽,性格倔犟的他不肯屈从,他愤愤然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就是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
  当然,没有人回答他的为什么,当然,也就没有人聘请他做博导了。
  还有更令人伤心的事,按照现在流行的标准,作为学者或教授,必须要有一定的专著,著作等身虽说不可能,但随便也能拿出几本专业书籍。看看教授们的简历,后面往往是一长串书名,这样的才叫学者,才够派。
  可怜的黄万里虽然有惊世之才,但他的学术著作却无人问津,只能束之高阁。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万般无奈下,他只好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在亲友中散发。这可算是今古奇观。
  2001年,黄万里已经90岁了,他已经不能再讲学著述了,在他寿辰前,经领导默许,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的课题费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为他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16开本、360多页的大书,不过,由于费用原因,只印了不到500本。
  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做了一辈子教授的黄万里,一生只出了一本书,一本没有版权,没有公开发行的书,这更是今古奇观。

 

十一、悲怆的黄万里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溘然而逝。一生不屈不挠的一个战士、诗人倒下了。
  一座大坝;一篇小说;一个右派;一本著作;一生执拗,构成了黄万里一生的关键要素。
  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说: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黄万里的悲剧令人扼腕,他去世后,开始有人撰写有关他的文章和书籍,每出现一本,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有更多的人,开始从各个层面剖析黄万里的人生,以及他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有人说: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有人说:黄万里的一生是追求民主科学的带有悲怆色彩的一生。我们用了45年的时间,才印证了一个科学家的论断是正确的。
  有人说:他的学问主要是致用之学,但他没能致用,从这一点上说,他可能是个失败者。他真正想做的并没能做,只能发出些声音。科学家黄万里变成了思想家黄万里。
  我们必须承认黄万里一生是个悲剧,而更大的悲剧在于他一生挥舞着科学的大旗,手中攥着真理,看似很强大,但最终倒下的却是他?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对手是谁?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曾给黄万里找了一个对立面,同样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张光斗,说张光斗一直在支持建三门峡、建三峡。这种说法,看起来好像是对的,其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悖常理。一个张光斗奈何不了黄万里,张光斗支持建三门峡、建三峡都没错,问题是不光他支持,站在张光斗身后和身边的是强大的专家团队,无处不在的行政力量,还有党和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黄万里,更像是现代版的堂吉诃德,他挥舞着长矛,却看不到敌人。在他看来,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在别人看来,他醉得不省人事。
  道理其实很简单,站在科学对立面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封建的专制和愚昧,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的封建意识,正是它窒息了众人的思想,也扼杀了黄万里的正确,让他倒在了一座坝下。
  试想一下,难道那么多的水利专家真的不知道三门峡不能建坝吗?
  这让我们想起了最近发生的“华南虎假照片”事件,看起来是一个农民造假,但后面的援手,有专家,有官员。故事发生的舞台,虽然是21世纪的今天,但后面的背景还是几千年香火不断的封建阴魂,还是许多朝代都玩过的那套盛世献祥瑞的把戏。就是这种看不见的意识,推动着华南虎一步一步走上前台。想想看,难道那些官员、专家真的看不出那是一只纸老虎吗?真的能被一个农民所蒙蔽吗?真的没作为吗?还是他们宁愿把这只纸老虎献上去,讨得欢心呢?恐怕是后者。
  几十年来,黄万里一直上书,从几任总书记,到几任总理,持久不息。希望得到上层的支持,反败为胜。然而他屡败屡战,最终由一个科学家,变成了一个思想家,变成了一个诗人。而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将军,像张光斗一样,带领更多的人,建更多的坝,或者拆更多的坝。但是他却选择做一名诗人,单枪匹马,赤膊上阵,站在城门外,不停地搦战,最后力竭而亡。
  我们还是回到家庭里,再看看黄家其他人的说法。
  黄万里的侄子黄孟复说:“在儿时的记忆里,三叔为人谦和。因为三叔待人亲切,孩子们时常在假期云集清华。后来听大人们说黄万里性格倔犟,为人耿直。……三叔从1957年获罪,直到去世,从未停止过学术研究。去世前几年还曾对我谈及治理黄河的问题,他的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对学术执著。这一点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他的女儿黄肖路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政治条件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政治条件不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还讲真话。”
  黄万里的女婿杨乐是中科院院士,著名的数学家,他评价岳父说:“他在任何情况下从不随大流,只按科学规律实事求是地说话。”
  我曾问黄大能,怎么评价哥哥黄万里,他说:“无法评价。”
  但此前,他曾在自己的书中和文章中也多次提到黄万里。黄大能如是说:“至于他有没有做到父亲教导的‘和若春风’,或是有没有完全做到,我并不清楚,但‘肃若秋霜’他是做到了的。”
  让我们回到过去。
  1933年,朝气蓬勃的黄万里准备到美国留学,临行前,黄炎培再三叮嘱道:“专门学者,必须熟悉人情世故,考虑自己的主张必须行得通,否则将一无成就。”这些话仿佛就是对黄万里敲的警钟,换句话说,发生在黄万里身上的故事,不需要出门,回到家中,听听父训,抖擞一下精神,转身出门,一切自然就解决了,根本就不需要上书各类大人物。
  黄万里自己总结人生时曾说过:
  “父曾多次戒我骄傲,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则其人决不得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骄,虚伪,犹不足道也。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老友背后朗诵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我力遵父训,但最后一点终未能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
  1959年,黄万里和黄大能两兄弟到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黄炎培,此时,二人皆为右派。黄炎培担心地说:“今天看来,万里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写了得罪人的文章。大能是因为得罪了民主党派内的某些人,总之,或多或少都是没有掌握好做人之道。”
  知子莫若父。黄炎培好像没有提到黄万里的对错,只是说他没有掌握好“做人之道”。这该是最准确的!

 

十二、黄大能:我的父亲母亲

 

  2008年4月29日,我们来到北京市万寿路翠微西里小区,采访黄大能。92岁的黄大能和水泥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他是黄炎培的四儿子,也是我国著名的水泥混凝土技术专家。
  黄大能所在的万寿路翠微西里小区,是国管局下面的一个住宅区,这里住着的人,大部分是民主党派的领导和家人。黄大能所住的楼,是部长楼,都是曾担任过或享受部级待遇的干部。黄大能曾担任过三届民建中央副主席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现在还是民建中央名誉副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名誉副理事长,享受副部级待遇。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都是黄炎培创办的,他也长期担任领导,黄大能是子承父业,一直在继续着父辈的事业。
  颇有戏剧性的是,黄炎培自己参与创建了两个民主党派:民盟和民建,儿子黄大能都跟进,他1946年10月加入民盟,1950年5月加入民建,唯一超越父亲或与父亲不同的是,黄大能于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政治上的“三栖”人物,这在黄家,也是唯一。
  此前我们打电话找他,他都能接听,寻常语气,每句话都能听得清楚,而且,并不需要特意的大声。他的回答,细声慢气,讲一口绵软的上海普通话,只是话语中略显老态,可见,他本人生理和精神状态还是不错的。
  我们是晚上到的。夫人蒋秀娟说早上已有安排,下午他们一般要睡到很晚才起床,所以只能安排晚上了。黄夫人是续弦,也是上海人,原是杭州市民建的专职副主委,退休后与黄再婚,搬到北京侍奉照顾黄大能的生活。
  黄炎培与夫人王纠思
  开门迎客的是黄夫人,她中等身材,胖瘦适中,有着中年妇女特有的温柔,不说不知道,她已经71岁了。黄家只有一个保姆,除了我们进来时倒了杯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92岁的黄大能坐在一个好像是轮椅的椅子上,老人都怕冷,已是暮春时节,他还是穿着厚厚的毛衣,脚上是一双棉布鞋,腿上盖着毛巾被。他看上去蛮瘦,手上的皮肤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亮光。脸上没有老年斑,头发梳得整齐干净。夫人说他现在头发甚至慢慢在变黑,说着还用双手整理着黄的头发。
  在黄大能的记忆中,黄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家庭,父主外,母主内,父亲整日在外为国事奔波,母亲则在家中照顾生活。父母二人性格很是显明,父亲对外是一个外圆内方,非常和气的人。但在家里,他又很是严厉。母亲则非常慈爱,脾气和善,性情温文。
  黄大能至今还保存着一张母亲的照片,和一篇写于60多年前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的母亲》。看题目,很像是今天中学生的作文,这应该是一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
  文章的开篇是这样写的:“一副圆圆的脸,流露出慈祥、天真、聪敏、能干、快乐、活泼……我的母亲的一切将永远深刻在我的脑海间、心灵中。”文中记叙了母亲善于理财守家,遇事不慌不乱,关照亲友,乐善好施,睦邻亲贤的好品德,以及对孩子们无私的关爱,他说:即使在寒冬中,只要母亲踏进家门,温暖就会遍及全家。他记得和母亲最后一次相别,母亲告诫他说:“阿能,以后就要少喝酒。”这便是母亲最后的遗言。
  文章结尾写道:“大家都说母亲福气好,不对!不对!母亲一生不曾好好地享福,12个子女缩短了她的寿命,剥夺了她应享的洪福,痛心啊!我们该怎样地纪念她?我们将何处去报答她?”这篇写于67年前的作文,至今读来,还让人眼濡。如同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不管何时去读,何人去读,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惊诧于黄大能的文笔,更惊诧于他的字迹,在发黄的信纸上,一排排整齐的行楷,字体各个匀称,勾画中正,宛如印刷体,几乎是书法大家的手迹。即使不读文章,光看字体,便令人心生钦佩。
  黄大能平静地说:“母亲死了,父亲让我们每个人写一篇文章‘我的母亲’,他们公认我写得最好。我们家字是二哥写得好,诗是黄万里写得最好,我随父亲。这篇文章,父亲说我写得最好,文笔也好,字也好。”
  “他对子女很严肃,我们都怕他,小时候听到父亲回来了,小孩子一个一个都躲开了,严格得很。”黄大能如是说。
  记忆中的父亲是个急脾气:“他性子很急的,晚上敲门,啪啪啪啪,妈妈和保姆都等在那里,敲了几下不开,他着急。他整天在外面,一年四季都是这样,晚上回来是很累的。我妈妈说,这么多孩子,加起来还没有爸爸一个指头。勤劳得不得了。”
  一个合格的父亲,抑或说一个严父,在家庭教育中,他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定出孩子们的行为规范,也就是制定一个标准,哪些能做,哪些不该!尤其是在孩子们成长的关键时期,譬如说,学前期、青春期、走向社会之前等,定下一个刚性的标准,这个标准不容置疑和挑战,孩子们只是执行即可,这样的教育,往往会事半功倍。
  黄炎培一生奔忙,要说教育子女,不可能事事过问,也没有时间这样做,但他会抓住要害不放,在培养孩子的习惯上下工夫。
  黄家的几个女儿,都是黄炎培的掌上明珠,但黄炎培从不娇惯,从小就要求她们自己洗衣服,上中学住校,床单也要自己洗的。尽管家里请有保姆。
  黄大能的初中是在上海杨树浦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念的。这是一所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环境优美,教育质量也高,学费也十分昂贵。学生中,很多是富家子弟,不少学生经常坐小汽车上学,穿着讲究,气派十足。黄大能身处其中,自然受到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生活难免沾染上富贵气息。这当然和我家的经济条件和我们的家风很不相称。”
  黄炎培看到了儿子这些细微的变化,很是恼火。他生气地说:“我们黄家可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子弟来。”立马把黄大能从沪江中学转调到中华职业学校来。
  中华职业学校位于上海南市陆家浜贫民区。学生大都是平民子女。不论是教学环境,还是生活设施,和沪江中学都有天壤之别。
  黄大能一进校门,便被剃了光头,穿上布鞋和一身蓝色校服。伙食费也削减了一半,零用钱基本上取消了。刚刚沾染上的富家子弟气派,顿时化为乌有。这种180度的转变。对于一个年仅15岁的青年来说,从思想上、心理上都是难以承受的。
  现在回想起来,黄大能依旧很有感慨,他从心底感谢父亲当时的决定,在他人生的关键时期,把他从虚荣和浮华中拉了出来。
  他深情地说:“中华职业学校勤俭朴实的校风,加上全校老师的表率,经过潜移默化,我自然而然地和许多贫苦然而非常踏实的同学站到了一起,也习惯了艰苦的生活。”
  看起来风风火火的黄炎培在家中也讲究有方有圆,他对待孩子严厉有加,对待妻子却是另外一个形象。他写的最长的一首诗,就是写给王纠思的。
  黄炎培在美国考察时,曾到一家屠宰场参观,他目睹了杀牛时的惨状,自此,发誓再不食肉,此后便真的成了素食主义者。女儿结婚,他在上海著名的素菜馆功德林请客,婚宴也请客人吃素的,后来夫人觉得不好意思了,只好在家里又补请了一次。
  一次妻子王纠思乘他不在家,杀了一只鸡,准备给孩子们解解馋,不料正在宰杀中,黄炎培突然回来了。他见此状况很生气,觉得妻子竟然违背他的意愿,背后偷偷地杀鸡吃肉,怒吼着要赶妻出门。王纠思没有争辩,转身低头走了。妻子一出门,冷静下来的黄炎培感到有些过分,他后悔了,马上吩咐几个孩子们分头四处寻找,要找回妻子。但孩子们回来都说,没有找到。
  晚上,一个女儿到父母的房间里拿东西,看到了令她吃惊的一幕:母亲躺在床上哭泣,父亲黄炎培跪在床前正在认错。

 

十三、黄大能:我的家教

 

  勤俭持家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论贫富。再有钱的中国人,在家里都不会允许奢侈浪费之风。更遑论普通人家。
  黄炎培尽管名声显赫,但收入并不高,那时在上海,大学教授可以拿到400块钱,黄炎培在中华职业学校拿200块钱。加之黄家子女众多,家里经济并不宽裕。和所有多子女的家庭一样,孩子们的衣服都是轮流穿的,一般都是老大穿过,传给老二,再接着传下去。
  黄大能曾穿过一件长过膝盖的蓝长衫,已经洗得四处掉线,模样很是可笑。母亲告诉他说,这件长衫最早是老大黄方刚的,他传给老二黄竞武,再传给老三黄万里,这才传到他的身上。黄大能说他直到上了中学,才穿上第一双皮鞋,还是同学的父母给买的。而第一件新衣服,是他读大学的时候,姐姐黄小同给他做的。姐姐看他已经是大学生了,还破衣烂衫的,就自己动手给他做了一件棉袍。为这,黄大能得意了很久,直到他从英国留学回来,他还念念不忘那件棉袍。
  我们说过,家庭是培养习惯的地方,一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二是良好的道德习惯。有了好的习惯,走向社会,自然会取得好的结果,做工会是好工人,行医会是好郎中。相反,养成了不良习惯,整日好吃懒做,偷奸耍滑,堕落则是必然的。
  一次,已经上大学的黄大能在街上理发,理发师给他理了一个分头,并抹了一些油在上面,正好被黄炎培看到。他大怒,说:“你怎么弄得油头滑脑的,马上给我重理。”黄大能吓得转身理个平头回来,才算了事。
  对儿子如此,对女儿也一样,他反对女儿涂脂抹粉地化妆。一次,一位老朋友的女儿请他帮忙找个工作,来找他时,姑娘特意抹了口红,脸上也涂了胭脂。黄炎培一见她的样子,就很生气,他说道:“看你搽成什么样子了,照你这个模样,我不会给你找工作的。”说罢。毫不留情地把人请出去了。转回身,他对自己的女儿厉声讲:“你们不许学她。”
  对孩子们的交友,黄炎培特别看重,严禁和一些不三不四、吆五喝六的人来往。在家中待客,也不上烟酒,以免孩子们沾染不良习气,甚至不许孩子们在外留宿。
  女儿黄小同上小学时,有同学要介绍她去参加一个歌舞团,学跳什么“葡萄仙子”、“妹妹我爱你”等舞蹈。黄炎培得知后,告诫女儿说,坚决不能参加这样的团队。一次,黄小同和弟弟一道,参加亲戚的婚礼,看天色晚了,亲戚便安排两个孩子分别和表妹、表兄住到一起。12点后,黄炎培看两人还没有回家,便和妻子找来了,两人已经睡觉了,黄炎培硬是把他们从被窝了叫起来带回家,别人怎么劝也没有用。
  这种细节教育,黄炎培抓得很紧,他自己每天写日记,也要求子女们必须写,他经常检查。所以黄家子女都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再顽皮也不能忘记写日记。
  黄大能笑着说:“写日记的习惯我一直保持着,现在我的日记本已经整整有六七十本了,最近我出版的20万字的自传,这些日记帮了大忙。”
  1939年,黄大能考中官费留学,准备到英国。临行前,黄炎培把自己平生坚守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重新添加了几句话,手书送给黄大能,这就是著名的36字箴言: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
  我们在黄大能的书房里,看到了这幅长卷,它已经跟随着黄大能走过了将近70年的历史,可谓饱经风霜,如今它静静挂在墙上,无言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92岁的黄大能感慨道:“我的大半生都是在这个座右铭的监督下度过的。”
  黄大能解释说:“这整个座右铭是教育我怎样待人接物,其中‘取象于钱,外圆内方’八个字是指中国旧时的铜钱,中间有方孔,也就是如果认为这是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事,就应像钱中的方孔那样方正,应该坚持,然而对人的态度,就应和若春风,也就是要‘圆’。但是这里所谓的‘圆’,却不是‘圆滑’。在原则上必须要像‘秋霜’一样的严肃,在待人处事上,则应像‘春风’那样和气。日常人际关系的矛盾,多似牛毛。如果人人都能做到‘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则相信矛盾解决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
  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黄大能对这几句话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提高。他特别补充道:“和若春风、肃若秋霜”这八个字中一个“和”字,一个“肃”字是关键字眼。如果一旦自己确认为自己的意见是符合真理的,那么就该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甚至策略或手段来使他人能接受这个真理。所以这个“和”就不单解释为“和气”两字了。至于“肃”字当然是指严肃。但深一层看,却还包括了“坚持”,乃至“刚正不阿”。
  这就是黄炎培著名的方圆论,志圆行方,外圆内方,说白了,就是说做人做事要能屈能伸,善屈善伸,这是做人和处世的一种境界,要做到它,却不是容易的事。

 

十四、右派之家

 

  黄炎培子嗣众多,他前后结过两次婚,共有十六位子女。
  前妻王纠思育有六子六女,其中一子二女早夭。王纠思因患高血压而去世。在活下来的九个孩子中,有四个儿子都曾出国留学,也就是黄大能和他的三个哥哥,其中,老大黄方刚在抗日战争中患心脏病去世,老二黄竞武在解放前被国民党特务活埋牺牲,老三黄万里虽然饱受挫折,命运坎坷,但却以九十高寿辞世。
  黄炎培和后妻姚维钧育有四子,二男二女。黄炎培去世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姚维钧便被造反派迫害致死。四个子女大都是上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后出生的,与前妻子女在年龄上差距很大,因而,大家来往并不多。
  黄家有长寿基因。如今,黄大能同胞兄妹还有四人在世,都已是耄耋之年。
  原本黄家是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子女众多,学业有成,身份显赫。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黄家遭受了灭顶之灾,黄炎培共有六个子女和一个女婿被打成右派,成了名副其实的右派之家,这几人都是黄大能的同胞兄妹。同父异母的四个弟妹,因为年龄还小,基本都在学校读书,因此在反右斗争中没有受到冲击,躲过了一劫。
  也许是宿命,黄大能说,自己和父亲一起生活了22年,在他的子女中是最长的。黄大能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那年他41岁,1979年他被平反,那年他63岁,也是22年。两个不同的22年啊!
  黄大能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初被划成右派时的情景。
  1957年7月1日,是党的生日。这一天民盟北京市委在北京市西单的长安大戏院召开“反右”动员大会。黄大能和同是民盟会员的前妻倪因敏一起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持人是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吴晗。黄大能当时很平静,压根没有想到反右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在单位一直是先进分子,正在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晗站在主席台上开始发言,他宣布了民盟内部“罗隆基反党集团”的名单,上了名单的人就是右派,很快,几位黄大能很熟悉的人被读了出来:“费孝通、曾绍伦、潘光旦、浦熙修……”读完后,吴晗转身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完了吗?还没有。就在这一霎那,吴晗又转回身,对着话筒大声说:“还有一个——黄大能。”
  黄大能愣住了,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乎,原本是入党积极分子的黄大能从天上一下子掉到了地狱,他成了右派,这意味着他离共产党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和他几乎同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他的同胞兄妹黄万里、黄必信、黄路、黄素回等,黄氏一门总共有七个右派,是典型的右派之家。而在这七个右派中,遭遇最惨的还不是黄大能,也不是黄万里,而是他的小弟弟黄必信。
  1949年,黄大能带着弟弟黄必信一道由上海赴东北参加革命,他们一同在大连工作,后来黄大能因公调到北京。而黄必信就留在了大连工学院当老师,主讲电工学,并担任了教研室的主任。
  在黄家的几个兄弟中,黄必信性格最为内向,他为人朴实,沉默寡言。教书之外,并无什么爱好,有时闲来无事,总喜欢用苏州评弹演唱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其他人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他却边弹边唱,乐在其中。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散淡平和的人,同样被打成了“右派”,理由好像就是因为你姓黄。从此,黄必信便郁郁不得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实巴交的黄必信再遭冲击,造反派轮番上阵,对他审讯逼问,内心脆弱的黄必信承受不了这种打击,最后含冤而去。就在他去世不久,他15岁的女儿黄可清下落不明,失踪了。连遭丧夫失女之痛,黄必信的妻子余启运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她,她被关进牛棚毒打致死。转眼间,黄必信家破人亡,一家五口,只剩下一对兄妹孤儿,相依为命。后来,这兄妹二人在大连也待不下去了,只好变卖家产,到农村插队落户了。
  命运蹭蹬,呜呼哀哉!
  好在黄必信的这一双儿女非常勤奋,改革开放以后,二人双双考入大学,后又在亲友的帮助下留学美国,并在美国成家立业。算是对英年屈死的黄必信一个安慰。
  黄大能每每提到弟弟,都会长吁短叹,感慨命运之不公。
  我问黄大能:“您父亲知道这几个孩子突然成了右派,他没有什么想法或提过什么意见?”
  黄大能回答说:“他说交朋友要小心一点。”
  我问:“他也没问您为什么成右派了?”
  黄大能说:“他用不着问我,报纸上都登了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反党的言论。”

 

十五、黄大能的水泥

 

  水泥,英文是cement,由拉丁文caementum发展而来,是碎石及片石的意思。水泥只有加水以后,才会硬化,变得坚硬如石,如果再加上钢筋做成混凝土,更坚不可摧。
  黄大能是水泥专家,也是混凝土专家。他的一生,就如同水泥加水、加钢筋一样的过程,不断地经历着困苦,也不断地提升着生命的硬度。
  22年的右派生涯,黄大能没有被命运的不公所击垮,他对父亲外圆内方的为人之策,理解得很透,掌握得也很准,因而,他在单位并没有受到苛刻的待遇,尽管也有些宵小对他有所攻击,但是,大多数干部群众,对他还是一如既往,没有什么歧视。几任党委书记对他的工作都给予了支持,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这使得他在平反后,迅速地把握住了国内水泥业发展的前景,并依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了世界的大舞台。他曾代表中国两次参加国际水泥标准的ISO会议,研究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水泥国家标准,也曾多次到国外讲学交流,还帮助在建的三峡工程选择了可用的水泥材料。
  说起来,黄大能的专业离我们的生活并不很远。你看,如今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和马路上,人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水泥砼车的影子,这些砼车把在郊区站点搅拌好了的混凝土,拉到各个施工工地,避免了过去现场施工、现场搅拌的工艺过程,也让我们不再感觉到搅拌水泥时扬起的漫天尘埃。
  把现场搅拌水泥,改为在工厂搅拌后再拿到工地上使用,这项创造,就是黄大能的成绩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黄大能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他198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后又子承父业,先后当选为第四、五、六届民建中央副主席,走上了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他还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开始在各种场合发表意见,阐述自己的主张。
  1998年,黄大能作为民主党派的政协常委,和王光美一道,出席了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他所关注的问题,还是他父亲一直倡导的职业教育问题。他认为,在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是符合国情的。让他们有一技之长,是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这和80年前黄炎培的观点一样。
  职教,是黄大能参政的主要话题。他所提的30多个议案,除了水泥,就是职教。
  “右派”平反的那年,黄大能已经63岁了,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人生的尾声了。但是他没有放过这次机会,他用最大的努力释放出炽烈的光芒,照亮了自己,也光耀了先人,显示了他方正的一面,就像加了水的水泥,加了钢筋的混凝土,越发刚硬,越发坚强。
  他的成功靠的是什么呢?恐怕还得从那36字箴言中寻找。

 

十六、题外话

 

  黄花心事有谁知,
  傲尽风霜两鬓丝。
  争羡湖园秋色好,
  万千凉叶正辞枝。
  2008年10月11日,黄大能夫妇应邀赴上海,参加中华职业学校建校90周年暨纪念黄炎培诞辰130周年庆典。黄大能是坐着轮椅去的。
  在庆典大会上,黄大能和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心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世绩4人被授予中华职业学校杰出校友的称号。
  2003年,黄大能的回忆录《傲尽风霜两鬓丝——我的八十年》由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他对自己80年人生道路的总结。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思想,他选用了父亲黄炎培的诗句做了书名。
  这一年,黄大能87岁了。
  让我们再朝历史深处回眸看看。
  1958年,黄炎培开始计划写作自传《八十年来》。为什么要写自传,黄炎培说:“我响应党的号召,本我所见所闻和所行动,秉我是是非非的直笔,陆续写成《八十年来》,看看今天,想想昨天,大家知所努力。我个人呢,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分精神全为国,一寸光阴全为民,以‘天天向上’自勉,这样学习到老,改造到老。”
  这本自传一写就是7年,1964年9月最后完稿时,黄炎培已是86岁高龄了,和今天写自传的黄大能的年龄差不多。

  两人各写了自己80年的历程,那么,父子两代人的80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呢?黄大能在他的书中后记里给予了解释,他说:
  “父亲写《八十年来》的时代要比我写《我的八十年》早大约半个多世纪,尤其是在他执笔之年,环境不允许他写原来想写的一切,所以他计划写八十万字的回忆录,写了仅仅十万字左右就收笔了。今天,我所处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实事求是的时代,……我可以在书中仗义执言和畅所欲言。”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这可能是两个80年最大的不同,只不过不同的是背景,相似的是人物。
  近几年来,黄大能主要参加的是三方面的活动,一是民建;二是建材;三是有关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如今,他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名誉副理事长。《职业教育》杂志社的名誉社长,这本杂志的稿子,他有时还亲自审看。
  我说:“您现在算是子承父业了?”
  黄大能说:“可以这么说,职教社主要办中等职业教育,他提倡职业教育,不但要动脑,而且要动手。”
  黄大能讲话语速较慢,但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对于个别敏感或是他不愿讲的话题,就闭口不谈,意思坚决。近几年,黄大能的心脏不是太好,又做了前列腺手术,现在随身带着尿管,平时外出,他都是坐轮椅。
  采访中间我怕老人太累,提议休息一下。黄夫人说好,她专门拿出一个长条的巧克力,给黄大能吃,说他最喜欢吃这种巧克力。我们交谈中,黄夫人一直坐在旁边,她对黄家家事也比较清楚,常常会作些补充。她讲一口上海话,抑扬顿挫,感染力很强。
  黄夫人说:他们经常外出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会到杭州去探望在世的两个姊妹,她们也都是80多岁的人了,经常这样走动,有益于健康。她自己也经常要和黄大能讲话,避免他出现老年痴呆。睡觉前,两人在床上还要交谈一个小时,黄夫人笑称,这是总结一天的工作。
  黄大能没有亲生的儿女,现在的一儿一女都是抱养的。儿子黄鲁淳是三哥黄万里的,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女儿黄雅言是二哥黄竞武的,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也就是两个侄儿侄女。现在,他们也都是退休之人,各有家庭,儿女平时很少过来,平常打个电话,逢年过节会回来相聚。
  我说:“现在您是三代同堂?”
  黄大能说:“四代,已经有曾孙女儿,还有一对是双胞胎的曾孙。”
  我道:“看来黄家后代又兴旺起来了。”
  黄大能说:“黄家后代双胞胎挺多的。”
  我问他:“您自己在家里教育孩子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黄大能说:“没什么特殊要求,希望他们念好书,自己擅长什么学什么。大家都要念书,家里都是读书人。我们家经商的人不多的,所以有钱人不多,经商才有钱。”
  黄大能自己搞了一辈子的水泥,也扶持了许多水泥企业,有的已经做得很大。黄大能说:“他们都是老板了,民营企业家,我还是两袖清风,也是父亲的遗风。”
  如今,黄大能有时也会给孙子或外甥写几句话,就写父亲的题字,目的是把父亲的座右铭传下去,让家人不要忘记。
  按惯例,我问黄大能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家最重要的传统是什么?”
  黄大能没有犹豫:“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