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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女杰立丰碑 民族光荣传千秋——记黄君珏烈士

 

作者:周广平


  黄君珏又名黄维祐,湖南湘潭人,1912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其父黄友郢早年参加辛亥革命。黄君珏是黄家唯一的女儿,自幼天资聪颖,被父母视若掌上明珠。黄君珏思想进步,在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5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长沙做妇女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黄君珏被迫离开长沙,夜渡洞庭湖,只身来到上海,考进启秀女中学习。半年后,转入上海中学,边学习,边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黄君珏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30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黄君珏满腔热诚地参加学生抗日救国活动,被推选为复旦大学学生会委员。为了动员和组织全校同学参加抗日活动,她不顾疲劳,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复旦学生会的组织下,复旦师生曾三次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又有一次,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来沪代表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黄君珏闻讯后,根据上海大学联干事会的指示,召集了复旦学生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复旦、大夏等高校的学生将市政府团团围住,高呼口号,迫使市长张群在被困近20个小时后,下令释放了被捕学生。在黄君珏等人的组织发动下,复旦大学始终走在爱国学生运动的前列。
  1933年6月,黄君珏大学毕业,到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会计司任科员。12月,经中共地下党员刘思慕介绍,参加远东情报局工作。远东情报局是第三国际派驻上海的秘密情报机构,主要搜集国民党政府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方面的机密、绝密情报,并将其中有关中国的情报转交给中共中央。为便于联系,第二年,黄君珏回到上海至交通大学研究院工作,同时在复旦附中兼职任教。黄君珏起初担任刘思慕的交通员,在严酷的斗争中她得到锻炼,逐渐成熟起来,她机智勇敢,胆大细心,工作卓有成效,成为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受到情报局领导人华尔顿的信任和器重,让她承担更重要的工作。
  黄君珏的父亲黄友郢,当时任南京财政部机要秘书,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亲信,黄君珏的几个舅父,也都是国民政府中的较有地位的人物。黄君珏利用亲属关系,收集各种情报,传递给组织。
  1935年夏,由于叛徒出卖,华尔顿等远东情报局不少同志被抓,刘思慕夫妇也有被捕的危险,情况十分危急。黄君珏凭着高度的警惕性,察觉到了危险,她当机立断,巧妙安排,使刘思慕夫妇安然脱险。
  不久,黄君珏在南京被捕,同为远东情报局服务的蒋浚瑜也在武汉被铺。国民党为查证蒋浚瑜是否为情报局人员,8月,将黄君珏押解到武汉法庭同蒋浚瑜对质。为保护战友,黄君珏镇定自若,竭力为蒋开脱,承认她只利用蒋的通讯地址传送了信件,不承认蒋有组织关系,蒋浚瑜因而获释,黄君珏被判处7年徒刑。黄君珏冒险解救战友,使同志们成功脱险而自己身陷囹圄,她这种不顾个人安危,尽力维护革命事业和同志安全的精神,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黄君珏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保释出狱,被派到长沙,担任湖南妇女难民工厂经理。在她的领导下,工厂收容了许多流亡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使她们不仅获得温饱和相对安定的生活,还能以自己的劳动为抗战作一份贡献,工厂办得有声有色。不久,因远东情报局案坐牢的王默磐也被保释出狱,来到长沙,两人遂结为伴侣。
  1938年夏,黄君珏夫妇,被中共长江局派到山东国民党石友三部队做政治工作。临行前,黄君珏跪在母亲面前,流着热泪说:“妈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女儿要离开您,去打日本鬼子,请您原谅女儿的不孝。”就这样,黄君珏告别了生养她的父母,从此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1939年黄君珏夫妇又奉党组织指派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工作。黄君珏先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任编辑,该社与新华日报华北分社合并后,她担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经理部秘书。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它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宣传广大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揭露日伪暴行”为办报宗旨,是华北敌后发行量最大的铅印报纸。在敌后从事新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黄君珏和报社同志们,既要作好报社的日常工作,担负起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重任,又要随时准备与日寇展开殊死的战斗。从大城市来的黄君珏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很快适应了根据地的艰苦生活,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报社组织了两次战场报纸发行工作,报社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将报纸送到了前线,送到了当时负责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副总司令手中,创造了战地新闻史上的奇迹。
  黄君珏对经济问题颇有研究,1940年8月7日,她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了《关于抗日货币政策实施的问题》一文,全面论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货币金融政策问题,指出:抗日货币政策是战胜日寇的武器之一,我们应当积极地发挥、巩固它的作用,使它成为我们最灵活、最锐利的经济武器。
  1942年华北新华书店成立后,黄君珏任书店管委会秘书兼总审计师。她为书店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度,使书店的经营往来、购销开支等日常工作变得有章可循。在她的主持下,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40多万册新书,编印《抗战生活》、《华北妇女》等期刊,把抗日救国的思想传向四面八方。
  工作上,黄君珏精益求精,严格要求,生活中,和大家打成一片,对人和蔼可亲,经常关心、帮助周围的同志,深受领导器重和同志们的爱戴。王默磐当时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电务科长,工作也很出色,黄君珏夫妇感情笃深,事业上比翼齐飞,被誉为“战地模范夫妇”。
  1942年夏,日军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月大扫荡”,调集4个师团和5个混成旅团,共5万余兵力,由华北驻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妄图消灭我武装力量和地方党政组织,彻底摧毁我太行抗日根据地。5月24日,日军三万余人,在飞机狂轰乱炸的掩护下,直扑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新华书店驻地。华北新华书店立即组织各部门分散突围。黄君珏将年仅2岁的儿子托付给村里一位老乡,带领10多位同志,反复穿插于敌军间隙中,奋战了七昼夜,未能突出重围,后来到庄子岭南的小五台山上。6月2日清晨,100多日伪军包围这座山,开始搜山。黄君珏立即指挥大家分散应战,同敌军周旋了大半天,多位同志壮烈牺牲。黄君珏和两位女同志则退守到道士帽峰悬崖边上的一个山洞中。下午6时,日伪军从四面包围上来,快要逼近山顶洞口,黄君珏突然一跃而出,用手枪射击敌军,几个敌人应声倒地。气急败坏的日伪军从后山爬上洞顶,用绳子捆住柴草吊到洞口,企图放火熏死洞中的女八路。黄君珏在此危急时刻,立即跑出洞口,躺在一块巨石后面,连续向放火的敌军射击。战斗到7时许,子弹已全部打光了,黄君珏也身中数弹,她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弹尽粮绝了,宁死不当俘虏。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跳山崖,以身殉国!同志们,跟我来吧!”她把手枪砸烂扔掉,趁敌不备,纵身跳下悬崖……
  “太行含悲悼女杰,漳河呜咽祭忠魂。”
  当时,黄君珏的丈夫王默磐身负重伤,隐蔽在另一山上,亲眼目睹了妻子殉难的惨烈过程,心如刀绞。他在给岳父的信中这样写到: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黄君珏以身殉国的英勇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1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为祖国流血,悼黄君珏女士殉国》的短评,盛赞黄君珏“发扬了我大中华民族的正气,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英雄气概!”“属民族无上光荣”。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黄君珏为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黄君珏同志在山西辽县庄子岭反扫荡战争中跳崖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
  黄君珏生于1912年阴历4月19日,亡于1942年阴历4月19日,她的生日又是忌日。她在人世间仅仅度过了三十个春秋,但她那英勇奋斗,光辉灿烂的一生,将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