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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公顺酒业与石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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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追寻石花“酒王”的足迹
  石花酒在自生自灭状态下走过了长达千年的自然经济时期,随着她从县酒厂分离出来自立门户,也走进了她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带给石花酒全新命运的,是一个叫王万才的人。
  对于石花酒的历史,王万才是座无法逾越的山,无论人们现在怎样评价,他为石花酒创造的高度至今无人超越。知道了我们意图, 好心的知情者们对我们说采访王万才估计很难,以王万才现在的身份他是什么也不会说的。
  人们说,王万才现在的工资关系在县委办公室,他的身份是“谷城县委党风廉政监督员”。作为谷城唯一以企业厂长身份享受正县级行政干部待遇的王万才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
  但是追踪石花酒的踪迹,写石花酒的文章,老厂长王万才是绕不过的一道坎。笔者怀着忐忑的心情几经周折,辗转问询,终于在谷城县城一条小巷的居民区找到了王万才住的小楼。
  没想到的是王万才很乐意接受采访,这使我大喜过望。
  王万才年近六旬,却丝毫看不到衰老的痕迹。仍保持着当年电视广告上那种气宇轩昂。我谨慎的回避着诸如“石花酒为何落入低谷”这类敏感的话题,小心翼翼地寻找着我认为适合的话头。但没想到王万才猜透了我的心思,爽朗地笑着说:“写文章的人跟我打交道很多,我知道你们难处,没得第一手材料,再大本事也写不出来好文章。想问什么,你们尽管说就是。”
  笔者深知石花酒今天的现状原因复杂,便绕开主题同王万才谈起了人生这个话题。也许是离开主流社会太远,也许是我们的采访勾起了他对青年时代灿烂时光的向往。王万才忆起往事仍显得激情满怀。

2、“石花酒凝聚了我一生心血”
  在没出名之前,谁也想不到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伙子会成为打造石花品牌的一代“酒王”。
  王万才1961年参加工作,那时他才17岁,1962年转正,1963年抽出来参加历史上有名的“四清”运动。由于工作出色,组织上对他颇为赏识,1964年当工作队从襄阳县转到随县时,王万才被作为骨干调去集训,集训结束后准备让他独当一面当一个工作队的副队长。当时省长张体学坐镇随县抓试点,这也正是四清工作队培养出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原因。对于王万才的人生来说这自然是个好机遇,当时的锦绣前程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正当他打好行装踌躇满志准备到随县大展宏图时,谷城县委却作了一个决定,留一部分优秀干部下来充实县直单位。
  当时还没有企业这个概念,王万才就被领导用当时盛行的“乱点鸳鸯谱”办法分到了石花酒厂。准确地说,当时还不叫石花酒厂,它只是以县酒厂分厂的方式存在着。这家厂子是以黄公顺酒业为主体、另外收购了4家较有规模的私人小酒厂改制而成。
  那个时期从共和国领袖到每个老百姓都急切希望国有资本迅速壮大,短短两年内将所有私营企业一律改造成为国营或地方国营。那种急迫和一致与今天的我们急切希望将所有国有资产一夜之间卖给私人几乎一模一样!
  王万才来了,当时厂子人并不多,连职务任命也不规范,王万才负责生产、财务、后勤等工作,另一位年龄较大的胡开学负总责。这一年王万才刚满20岁。对于今天,这个年龄只能是个刚入大学校门的学生,可是那个年代的人早熟,20岁的王万才就担起了一个工厂的重任。王万才是个有抱负的人,他悉心钻研业务,关注酿酒工业的新工艺,用当时社会最有效的手段将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酒厂逐步做大。
  王万才如数家珍的计算了他在石花酒厂工作的时间,从20岁毛头小伙时进厂,到最后55岁时心情郁闷的离开酒厂,由“指鼻子”协助负责人到副县级的酒厂厂长、法人代表,再到离开酒厂时的正县待遇。他经历了石花酒最初的发展和他创造的鼎盛期,也耗去了人生最宝贵的时期,整整35年啊!
  “人一生中有用的时间就那二三十年,可以说石花酒耗去了我一生的心血。”这位曾被媒体炒为“酒王”的厂长,对过去的岁月充满眷恋,而谈到今天的石花酒,王万才除了有些感伤,却没发表任何评价性的看法。

3、大军区司令“点津”石花酒
  企业发展的历程形同人生,婴儿向青年过度期间的岁月是漫长而平淡的,故事往往发生在充满激情的青春时代。
  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第二条南北大动脉焦柳铁路开始兴建,指挥这个大工程的是当时的武汉军区副司令、“三线建设”总指挥孔庆德将军。这为新中国成立第一批授衔的中将在三线建设的谷城指挥部喝到了石花酒,将军对石花美酒赞不绝口,尽兴一醉之后便记住了石花酒。在关键时刻孔司令又给石花酒点了个“津”:在湖北省委召开的经济工作上孔司令说:“都说湖北人是九头鸟,我看充其量是一只傻鸟,茅台、汾酒卖那么俏,湖北人就甘心掏钱去买人家的水,就不晓得发酒财。我喝过石花酒,味道并不比茅台酒差呀,我也看过石花街的石花酒厂,那双泉井水未必就赶不上赤水河里的水?听说石花酒有上千年历史了,地方政府为啥不好好研究一下,发展一下?”孔司令的话在当时的湖北省委有一言九鼎的份量,当年省财政就拨给谷城县专款26万元,专用于扩建石花酒厂。70年代的26万在人们心中的份量和市场上的价值超过现在260万!石花酒厂在政府扶持下进行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建改造,使石花酒厂告别了千百年的手工作坊传统生产方式,走上了现代工业化发展之路。
  要论起来石花酒的历史,的确极富传奇色彩,无论是最早的楚霸王项羽、义军领袖李自成、到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买酒石花街,再到70年代的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点津”石花酒,竟都与指挥千军万马的威武将军紧紧关联。究竟是历史机缘的偶然巧合?还是石花酒内在英雄品质的必然?

4、石花酒在湖北白酒行业三分天下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正由全民关注政治开始向发展经济转型,王万才顺应了这个潮流。作为经济转型初期的企业家,王万才以他出色的才干印证了“时势造英雄”的经典格言。
  这时候老厂长胡开学已经退休,石花酒厂也从县酒厂分离出来成为单独建制的酒厂,王万才言正名顺走上了前台,成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后第一代企业法人。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石花酒厂经过几次投资扩建已具备相当规模,生产能力达到3000吨,成为谷城县财政强有力的支柱。当时全县财政收入600万元中,石花酒厂就贡献了270多万元!应该说在当时白酒市场尚未放开的情况下,王万才研究出了适应这个时期的经营谋略。他将竞争对手分为远近两个层面,这大概是受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哲言的启发。所谓“远虑”,是指多年来一直主导全国白酒市场的“茅台”、“汾酒”、“泸州老窖”等“十大名酒”,而近忧,则是在湖北本省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白云边”和“黄鹤楼”。与“十大名酒”抢占外省市场份额,王万才采取优质低价的策略;对于近敌,他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略。
  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是十分成功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家仍处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低工资时期,收入决定消费,普遍低收入的社会对于名牌并不在意,尽管当时的茅台酒才30多元一瓶,而汾酒、泸州老窖也不过20元钱左右,这对于当时月薪普遍只有40元左右的中国消费者来说,这些绝对价值并不高的“名酒”仍成为高悬在空中的月亮。石花酒以她同汾酒不相上下的优良品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酒精度在53°以上的白酒尤其受到喜好烈性酒的东北汉子的钟爱。在整个八十年代,石花酒销往华北东北的白酒占整个石花酒厂年产量的40%以上的份额。而对于省内,他紧紧咬住松滋的“白云边”和省城大武汉的“黄鹤楼”,比起李白“将船买酒白云边”的著名诗篇和 “白云黄鹤” 天下名楼的知名度,小小石花街的千年历史和众多传说便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聪明的王万才明白,与这两家酒厂竞争,只能凭酒的质量真刀真枪的较量。那还是计划经济的时代,和许多行业一样,质量的认定并不完全在于消费者而在很大程度上由行业主管部门。具体到白酒行业,国家轻工业部和省轻工业局每年组织的评酒委员会便是对酒质量认证的唯一权威机构。王万才深谙个中厉害,对各种评比活动高度重视,每年头等重要的事就是准备各级评比。他亲自参与评酒会的样品酒生产、亲眼检查酿制样品酒的每一种谷物,亲自监督样品酒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在酒厂秀才涂明春积累的厚厚几大本报刊剪贴上,记载着各种媒体对石花酒厂在各种评奖中获得的各种荣誉的报道——
  1980年,“石花大曲”获得全省第一名;“石花特曲”酒获得全省第二名;
  1983年,石花大曲获得全省清香型白酒评比第一名;
  1985年,“石花大曲”、“石花特曲”双双被评为全省清香型白酒第一名;
  1986年,石花特曲获得全省清香型白酒第二名;
  1987年,石花大曲再获全省清香白酒质量第一名;同年举办的全省白酒感官评比中位列全省第二名;
  对于石花酒厂和王万才本人,1987都是难忘的年份,这一年,在全省130多家白酒生产厂家中,石花酒厂生产的“石花大曲”、“承恩大曲”等三种产品夺得三个第一名,成为本届评酒会的明星。《消费时报》、《湖北日报》、《轻工报》、《襄樊日报》和多家电台对这个消息进行了报道。
  这时候的中国消费市场,广告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在南方一批先知先觉的沿海企业已经懂得用广告诱导消费者,而内地的几乎所有企业仍处在被动的依赖新闻报道上,不过这时候的新闻媒体还因其自身的公正性在受众中尚有较高的权威性。权威机构组织的质量评比加上新闻媒体的权威报道,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王万才的聪明得到验证,高度重视评酒评奖活动的思路得到回报。1987年是石花酒开始步入快速上升时期的开端,这一年,石花系列酒牢固地占据着已有的市场份额,并且不断开疆拓土,扩大销路,不仅国内20多个省份都有了石花酒的订单,而且走出了国门,石花系列18个品种行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5、山西杏花村来的小伙计
  采访中从石花街一条古巷里穿过,路过一家楼门口时忽见一位老人童颜鹤发、仙人般端坐在屋里。我们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一问,方知这位老人是石花酒厂的老职工赵玉贵先生,今年已有86岁。老人耳聪目明,说起话来声若洪钟。
  赵玉贵是石花酒厂风风雨雨的见证人。一谈起石花酒老人就兴致勃勃,这一刻他似乎记起自己也曾年轻过。赵玉贵老汉老家在山西杏花村附近,当年“走西口”出来当了兵。在攻打襄阳时负伤离开了队伍,在石花街养好伤后就留在了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上,托人介绍进了镇上最红火的黄公顺酒馆当伙计。赵玉贵老汉至今还忆得起黄公顺酒馆的经营盛况。当时的掌门人已是黄家第四代传人黄善荣,黄善荣最善经营之道,对伙计们很好,对掌握踩曲、配酒关键技术岗位的大刘和二刘师傅更好。一到踩曲时间就像过大年,每顿白面馒头、大鱼大肉,伙计们敞开肚皮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过总是让大刘、二刘师傅坐上席,主人家里其他人都不能上桌子——从那时候起,黄家就懂得尊重技术人才。因为黄家待伙计们好,伙计们也都处处为东家着想,使黄公顺酒业越来越兴旺。听说赵玉贵是山西人,家里离著名的杏花村不远,还在杏花村当过几天小伙计,酒馆老板黄善荣就对他格外器重,让他学最关键的制曲技术。
  制曲是酿制清香型白酒的关键环节,黄家给赵玉贵的待遇特别优厚,赵玉贵对东家也忠心不二。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国家赎买后改为石花酒厂,赵玉贵仍一直在酒厂工作。后来妻子、儿子、女儿也相继进厂,除媳妇之外,赵家有5个人在石花酒厂工作。儿子赵明生接替父亲赵玉贵制曲,现仍是石花酒厂的制曲车间主任。
  由于一家五口都在厂里拿工资,赵玉贵老汉对酒厂现状十分忧虑。他操着厚重的山西口音感慨地说:“我也不知道石花酒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下来了,那些年多好的形势啊,等候拉酒的汽车每天排老远,有些司机为了早点提到货,千方百计跟厂里中层干部攀上关系,经常请我们出去吃馆子帮他们提货。”
  “要说质量,绝对没得问题。我在上班时多次回山西,到杏花村去学制曲,我们石花酒从制曲到发酵蒸馏整个工艺与汾酒毫无二样。可以说除了杏花村,全国清香型酒曲中就数我们石花酒厂的酒曲最好。”谈起酒厂的现状,老人脸上布满忧郁,但儿子赵明生却认为还是质量问题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他记得曾有一段,厂里效益太好了,当客户们拿着现款提不到货的时候便掏钱请厂里人吃饭开后门。厂里工人们见石花酒成了皇帝的女儿,对酒的生产工艺上便没有过去那样严格,加班加点生产起来质量就没往日把得严了,从那时候起石花酒的质量便开始有所下降。
  赵明生说:“说实话,我们石花酒是实实在在的东北高粱酿出来的,进料都经过精选,只是现在白酒品种太多,消费者比过去挑剔得多,只要发现一次质量不如以往,就说石花酒质量不行了。信誉真是企业的生命啊。现在认识到已晚了。”

6、黄家后人忆祖业慨叹世事沧桑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方知石花酒厂至今还有黄家的后人,并且现仍在总厂当调酒师。这使我们感到终于把今天的石花酒与其悠久的历史对接上了。
  这位黄家后人是黄公顺第五代传人,大号黄德强,但厂里人却很少叫他大号,除非在厂里开大会偶尔提到他才叫一声大号,而平时,从厂里总经理到看门人都叫他小名“黄多子”(就是兄弟太多,本不想要的多余的人)。这使我明显感觉到一种贵族沦为平民的失落与悲凉,一种沧海桑田般的万千感慨。
  我们原以为采访黄公顺后人会有重重困难,没想到黄德强很乐意接受我们访问。但作为黄公顺酒馆后人,他对石花酒今天的沦落,心情比别人更复杂一些。所以在整个交谈中他对黄氏家族昔日的辉煌谈得较多,而对石花酒困境的成因却很少涉及。
  黄德强住的两层楼房面朝石溪河,房后没有院子,而是石花酒厂的生产车间。黄德强不无伤感的告诉我们,这房子就盖在黄公顺酒馆临街营业门面的遗址上,后面应该是三进的四合院。依次是选料、碎料、踩曲、蒸馏槽房、发酵间、贮酒仓房、主人居室、伙计们住处、师傅寝室。70年代被石花酒厂扩建时拆毁了。他这屋场也是讨要多年,后来作为落实民族资本家政策由政府出面做工作发还给了他,算是祖上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了。
  黄氏家族的一切荣耀都只能留存在他的回忆中,黄德强讲起祖上的往事特别动情,不过他知道的故事都是父亲黄善荣告诉他的。黄善荣作为黄公顺酒业的第四代传人,解放后自然不可避免的经受了历次社会政治动乱的冲击。土改、反右、四清、文革,没有一次能够幸免。但由于黄家世代以人为善,从不强求无道之财,处世谨慎,待人谦恭。对南来北往的军阀、政治豪强从不依附,都一概以舍财免灾思想礼送出境,对镇里的公益事业黄家也一直视为己任,石溪河水上的木桥被洪水冲走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黄家主动出资重建。对处在危难中的共产党人也同样给予帮助,据说贺龙元帅在薤山驻扎时曾得到过黄公顺酒馆经济上的多次接济,贺龙元帅不仅喝过石花镇黄公顺的不少好酒,筹军粮时还曾以红军军长的身份给黄家打借条借过4000大洋,许以夺取政权后加倍奉还。但这借条在当时却是足以让黄家满门抄斩的证据。黄家不敢相信红军一定能坐天下,既不敢冒险也不想回报,悄悄地把条子烧掉了。
  黄德强十分怀念解放初的那段时光,那时政府鼓励民族资本家发展,想尽一切办法帮工商业主扩大生产,黄公顺酒业在解放初又经历了一次辉煌时期。那时政府的官员隔三岔五就过来问情况,没钱,政府帮助贷款;没原料,政府拨给粮食;没有工人,政府帮助协调解决用工。1954年前的那些年,黄善荣每年都要到省城去开会,经常戴红花,上报纸。但经过公私合营改造之后,酒厂已不属于黄家,后来随着政治风云变幻,黄家的日子也逐渐难过了起来。
  不过黄德强还是承认,尽管政治风浪的冲击无法避免,但政府和组织上还是念及黄家对革命的贡献,尽可能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包括后来黄善荣在文革中入狱,其实也是当时执政者在无政府状态下对他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造反派疯狂地胡批乱斗使多少无辜者成为屈死冤魂啊!黄善荣在劳改农场躲过劫难,文革后当上省市县各级政协委员也算不幸中之大幸。
  黄氏家族不仅在谷城、石花镇,即使是在襄樊也是有影响的。解放初清产核资时,在整个襄阳专区,襄樊卷烟厂资产排位第一,黄公顺酒业名列第二。抗美援朝时期国家号召给志愿军捐飞机大炮,黄家都积极响应,所以党和人民政府从没有忘记黄家的贡献。尽管后来公私合营了,甚至在他们下放农村时,政府也没有忘记给黄家发放股金。
  “黄多子”忆祖业时兴致极高,回到现实中来时却充满一种怀旧的感伤。但是无论怎样,经过几世沧桑,“黄公顺”已变为石花酒,并且成为国内外知名白酒,这多少使“黄多子”感到些安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也看到了石花酒品牌的价值,遂按照当时工商业政策对其改造,以公私合营股份制的形式逐步将酒厂改为地方国营性质的国有企业。先是作为谷城县酿酒厂的石花分厂,后来县政府为了发挥石花酒历史品牌的优势,将其从县酒厂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全资国有企业,并将所有产品统一品名,冠以 “石花”商标。这个时期的石花酒承继了千年历史的古韵,保持了黄公顺酒的良好质地,同已成为名镇的“石花”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喝到石花酒就想到了石花镇,听到石花镇就想到了当地名产石花酒。古镇与古酒两种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相辅相成,向世人展示着她独有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