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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学术名家:定海黄氏父子:黄式三、黄以周

 

来源:轩辕之后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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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占据着主要地位,儒学的核心内容是“礼”和“仁”;不管后人作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黄以周100余万字的《礼书通故》,是记述“礼”最完备、且独具见解的著作。仅此一端,就可见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我们也足以说,论学未可小舟山。
  黄以周逝世于 1899年。在波厄云谲的历史长河中,以《礼书通故》为代表的定海黄氏学术几近湮没。但认识中国文化,定海黄氏学术是绕不过去的河。在21世纪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礼”等差和谐的精神也是不可忽略的思想资源。
  在中国近代,定海紫微庄诞生过父子两位学术名家。父亲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宗族子弟都称他为明经公,光绪十六年(1890)被敕封为征士郎、内阁中书。他的儿子黄以周( 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曾担任江阴南菁书院院长十五年,钦赐内阁中书衔,在晚清与俞樾、孙诒让并称为“浙江三先生”。父子俩著作等身,现在藏于国家图书馆、天一阁藏书楼等的刊印本和手稿尚有 38种,500余万字。这些著作在经学、史学和子学领域皆有创造性成果,其中经学中的礼学,集两千年来礼学研究之大成,尤为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如章太炎、梁启超等所推崇与钦佩。《清史稿》称赞他们“博综群经”,“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他们的成就使舟山人走进了中国的学术史。我们可以说,在近代灿烂的学术谱系中,有一页属于定海黄氏。

一、著作和思想
  中国传统学术分 “经”、“史”、“子”、“集”四大类,清代乾隆年编纂的《四库全书》、上世纪末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即是有关于它们的集合。其中“经”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撑了两千年的封建体制,地位最高,阐释“经”的意义的经学著作,也就在社会政治和伦理思想建设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黄氏学术以经学为主。关于《周易》有 《易释》、《周易故训订》、《周易注疏剩本》、《十翼后录》;《尚书》有《尚书启蒙》、《尚书讲义》;《春秋》有《春秋释》;“三礼”有 《礼说》、《礼书通故》、《礼说略》、《五礼异义》;《论语》有《论语后案》。其他《经说》、《群经说》、《经训比义》、《经说略》都阐述经学思想。另外,黄氏在史学、子学领域也成就卓然,有 《史说》、《读通考》、《史说略》、《周季编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和《读子集》、《子叙》、《军礼司马法考征》、《子思子辑解》、《晏子春秋校勘记》等著作。
  这些著作中,《论语后案》和《礼书通故》的影响最为深远。
  《论语后案》是一部关于《论语》的注释研究著作。《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时人的言行,后人把它当作研究孔子的人生论和社会政治思想最可靠的资料。孔子被奉为圣人,孔子思想开辟了中国文化的长江黄河,因此历代对《论语》的注释如星汉灿烂。其中何晏的《论语集解》为汉学的代表作,朱熹的《论语集注》为宋学的代表作,这两部注本最有价值。黄式三撰写的《论语后案》,先具录《集解》、《集注》,再加入自己引用了明清学人研究成果的《后案》,近乎梳理了《论语》学史。他自谓42岁初成时,放驰的心始有了安顿处。读者则依据这部书,可以比较全面地领会各家各派的观点和倾向。因此,晚清以言辞过苛著称的李慈铭也评价其“不专主汉宋,而悉心考据,务求至当。其诠释义理,亦深切著明,绝去空疏诘曲之谈”(《越缦堂读书记》)。鲁迅先生的老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泰斗的章太炎也说:“黄式三为《论语后案》,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枢者也。”(《清儒》)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冯契教授主编《哲学大辞典》,在“论语”条目下也列其为八种重要的注释著作之一。
  《礼书通故》是黄以周的代表作。他从三十二岁至六十一岁,尽三十年的精力才完成。全书四十九目,一百卷,洋洋100余万字,对中国古代的礼制、学制、封国、职官、田赋等问题条分缕析,详加考稽,总结了两千年来的礼学研究成果。那个时代,“礼”的问题包括政治体制、法律规程和伦理风俗等领域,是封建殿堂的构架、砖瓦和外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其为定海黄氏赢得了不朽的学术地位。晚清公认的国学大师俞樾在《礼书通故序》中记道:“惟礼家聚讼,自古难之。君为此书,不墨守一家之学,综贯群经,博采众论,实事求是,惟善是从。……其宏纲巨目,凡四十有九,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以“新民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也说到:《礼书通故》“这部书可谓为集清代礼学之大成”。
  在黄氏父子的著作中,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贯穿始终。中国的传统学术发展到清代,经过了汉学和宋学两个时代。汉学重视训诂工作,解释字词的原本音义;宋学重视理旨,发挥经典中的社会意义。黄氏的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出发,不迷信传统和权威,对于汉学、宋学中的观点择善而从。因此黄氏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两千年学术的总结,呈现经学这一主流思想的恢宏和系统;另一方面也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黄氏与凌廷堪、阮元等一起,倡导以“礼学”代“理学”,强调“礼”在实践之中,制度建设是首要之义,旨在继承宋学关怀社会的精神又补救其空疏之弊。他们纵然没有成为时代政治的先导,但维设和改良社会制度的襟怀当令人敬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占据着主要地位,儒学的核心内容是“礼”和“仁”;不管后人作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黄以周100余万字的 《礼书通故》,是记述“礼”最完备、且独具见解的著作。仅此一端,就可见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论学未可小舟山。

二、学术传承和影响
  学术文化的传承主要有家学和师承两条途径。假如说师承像陆路交通,有主道,也有旁道,甚至纵横交汇,那么家学犹如从上游流淌而下的水道,更具有单脉相传的特征。
  黄氏学术以家学相传为主。黄式三的曾祖父黄士立号“学礼公”,祖父黄必悌为庠生,父亲黄兴梧“以《易》《诗》著名庠序”(《先考明经公言行略》),到年老的时候还喜欢读 《孟子》。紫微黄氏家族具有世代习经的传统。
  黄式三在八岁时进入家塾读书,父亲为启蒙老师。黄式三《族谱叙》记:“式三束发受书,夙闻家学。”黄以周《先考明经公言行略》也记:“茂才公式三父兴梧尝笃爱之,教读诸经,期成远大器。”定海地处偏僻,文教并不发达,黄式三虽然十一岁时曾拜定海杨际和、杨思绳为师,学习写应试文字,但经学基础承自于家学。
  黄以周也少承家学,他七岁开始随父读《礼》,奠定了一生的学问基础和志向。十九岁开始编著《十翼后录》,又早晚向父亲请教疑难问题。从留存的著述情况看,也明显可见是子承父学,一脉相传。
  经过黄以周的发扬广大,定海黄氏学术发展到了高峰。他任职浙江书局时,与国学大师俞樾相交,俞樾以同道相待,“优礼答之,不敢以师自居也”(唐文治 《黄元同先生学案》)。虽然黄氏学术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但黄以周以教育的手段来推广学术,其学术思想仍对中国近代学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章太炎兼为学问家和革命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尊黄以周为自己的导师之一,《黄先生传》曰:“余少时从本师德清俞君游,亦数谒先生。先师任自然,而先生严重经术,亦各从其性也。”
  章黄学派中的黄侃,以学问和脾气闻名海内外,但他对黄氏学术也推崇倍至。日本学人仓石武四郎曾在南京拜谒黄季刚,黄季刚就告知他自己所继承的有黄以周的学问。《中国留学记》说到:“访黄季刚(黄侃字季刚)先生于大石桥四号。先生引见,所说侃侃,真国才也。……叩其所业,则云黄以周氏之学也。”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的《黄侃年谱》也记载道:“黄侃对于黄以周 ‘凡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始基’一语极为推重。此语现已成为章黄学派的基本观点之一。”
  黄以周在江阴南菁书院担任院长十五年,培养了近千名弟子,他们其中的许多人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学术、教育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曾深情地回忆先生的学术。
  吴稚晖(1865-1953),国民党元老,著有《吴稚晖先生全集》。他在1895年第三次赴京考试时参加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以后首倡国音字母,主持汉语注音字母的推广工作,提倡海外勤工俭学,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校长。他的《寒厓诗集序》说到:“余应选入南菁,治学第一日,谒定海先生。先生铭其座曰:‘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心窃好之。”《胡适口述自传》也记道:“吴(稚晖)先生曾就读于‘南菁书院’。当吴氏第一次拜谒该院山长名儒黄以周先生时,他看到黄先生书斋上挂着一大幅使他难忘的格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句格言如译成英语或白话,那就是:‘寻找真理,绝不含糊!’这些也都说明了我国 19世纪一些高等学府里的治学精神。”
  唐文治(1865-1954),壬辰(1892)进士,曾受命出游日、欧、美等国。晚年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通大学前身)监督14年之久,后又创建近现代国学重镇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桃李满天下,著有《茹经堂文集》。他在《茹经年谱》中记载道:乙酉年( 1885)春,“受业于院长黄元同先生之门。先生名以周,浙江定海人,为薇香太夫子之季子,东南经学大师也”。
  黄以周在江阴南菁书院的讲学生涯,使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名字。

三、正在开展的定海黄氏学术研究
  黄以周逝世于1899年。20世纪初,革命是社会的主旋律,打倒孔家店成为“五·四”的口号。“礼”被当作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的代名词而彻底否定,以《礼书通故》为代表的定海黄氏学术也就被封存在历史之中。
  存在于旧时代的最后一个黄昏,看曾经辉煌的阳光散去,绚烂的晚霞融化在夜色中,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幸运。所谓不幸,是他的学问没有人传承下去;所谓幸运,则是黄氏在这个历史时段,有可能承担起集成者的使命。黄式三的《论语后案》调合汉宋,又采撷时论;黄以周的《礼书通故》,集礼学之大成。因此,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定海黄氏学术是绕不过去的河。
  学术思想的价值总与时代的需要相关联。孔子在诸侯纷争的春秋末期周游列国,游说君王以礼乐治天下,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但是这种社会政治思想以血缘伦理为核心,为小农业文明时代所需要,所以汉武帝以后成为统治阶级的招牌。墨学在先秦影响巨大,但是这种否定血缘伦理、讲求侠义精神的思想必然被封建政治所排斥,以至汉中叶后几近中绝;到了近代,其科技逻辑思想和平民主义的呼吁恰可以接应西学的潮流,就又成为了显学。
  礼学思想也是如此,它维设庞大沉重的封建殿堂两千年之久,当这座殿堂轰然崩塌的时候,维设它的、与它脉脉相连的都会被埋在碎砖残瓦中。但是,人类总是在破坏以后进行建设,旧文化、旧制度崩坏了,新文化、新制度就在蕴育之中。21世纪的中国就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它需要建立新的合乎时代需要的社会形态和价值原则,这就要求批判总结之前的所有历史资源。
  “礼”的思想,有制度性和精神性两个层面,前者已随着崩坏的殿堂埋在泥石之中,上面长满了丛丛杂草,但精神性的一面,却依旧有批判继承的价值。礼的精神,以一言概之,就是等差和谐。它承认人的自然生命有等差,比如父与子,兄与弟;也承认不同个体因为职业不同、社会责任不同而客观形成的位置等差性。但是,它也强调等差之间的相互关爱、友好和尊重,相互关系的和谐。显然,“礼”的精神意义是21世纪文化建设不能缺略的思想资源。
  因此,定海黄氏学术并非只是故纸堆中的学问。整理和研究黄氏学术,是舟山人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可以作出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认识,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在舟山市委宣传部和舟山市社科联的支持和资助下组织力量整理点校黄氏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煦华研究员,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研究员,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浙江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副主任董平教授等省内外的专家也欣然加盟这项兼有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的工程。
  目前这项工程已经获得国家和浙江省有关单位的重视。詹亚园教授主持的“黄式三黄以周学术著作汇辑”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列为文献整理类课题。程继红教授主持的“黄式三集”、詹亚园教授主持的 “黄以周著作整理”被浙江省文化工程列为文献集成类重点课题。为保障整理研究工作的开展,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还集中了十多位学有专长的教授、博士,成立“定海黄氏与近代学术研究所”。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之后必然继之以文化建设的事业,而文化建设总是从梳理历史、批判和继承历史开始。我们已经进入这样的时代。整理定海黄氏学术,将不但为舟山市海洋文化名城的名片抹上亮丽的一笔,更可使地处一隅的岛城舟山,为21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一份厚重的文献与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