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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名与时代

 

作者:裴毅然

 

  名字唤用一世,从摇篮到坟墓,大家自然十分重视。一般来说,儿女之名,大多承载着父母的希冀。古代,那些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给儿孙取名缀字很有一番讲究,“名之与字,义相比附”。像戴笠,字雨农,撇开其人不说,仅就名字而言,实在不坏,若非读书人家,哪里取得出来?再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字巨源,山中波涛自然是下游江湖的巨大源头。三国赵云,字子龙,合于“云从龙,风从虎”之说。就是到今天,给新生儿上户口定名取字,对所有家庭来说,也是不大不小的一桩正经事。
  时代不同,观念有异,名字也就成为某种浓缩的符号,彰显历史钩挂时代,细细剖析起来倒也有趣。
  商代盛行鬼神崇拜,社会生活单纯,人们均以生日命名,如30位商王几乎全以天干为名,其他人则以地支为名。周朝建礼,《左传》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出生时情形为名曰“信”,以道德品行为名曰“义”,以某一事物为名曰“象”,借用某一物体为名曰“假”,以父婴相同处为名曰“类”。如孔子儿子出生时,鲁昭公送来一条鲤鱼,故名孔鲤,字伯鱼。此外,还规定不得以国名、官名、山川、隐疾、畜牧、器帛等六种事物取名。
  进入春秋,礼崩乐坏,全社会以取贱名为尚。如晋惠公儿子叫“圉”,女儿名“妾”;鲁文公的儿子竟名“恶”。及至汉代,国力强盛,日子比较好过,人们便祈求长寿,取名多用“去病”、“延年”、“延寿”、“千秋”等。王莽时禁取复名,人们多取单名,所以《三国志》里,人物几乎都是单名。魏晋南北朝,时兴复名,又受玄学影响,人们取名喜用“之”,如王羲之、王献之、刘牢之、祖冲之、顾恺之、裴松之等。又因佛教盛行,命名又多用佛语,如王僧辩、王僧智、崔僧护、崔僧佑等。
  农耕时代,村农俚夫一般没有大名,只有读了“子曰”“诗云”之类的读书人,有可能外出当差办事,这才需要一个正规的名字。那会儿,取大名可是一件十分隆重的事。国人崇祖,甚盼光宗耀祖,名字便多出现“光宗”、“家驹”之类;稍雅驯含蓄一点,则取“卫良”、“诗序”,另一路则为祈康延寿,如“弃疾”、“龟年”等。
  时入近代,甲午败后失地丧权,国家瓜分之难在即。感于救亡的急迫与启蒙的必要,士子多取名“强华”、“振夏”、“觉民”。后来渐渐冲出国门,扩至“振亚”、“涤欧”。最后竟走向世界,“振球”、“振寰”,口气越来越大,气势越来越膨胀。北洋时期,自由空间受限,士子锋芒不得不含蕴收敛,取名上一反常态,均以追求闲云野鹤为尚。上海滩上出现了不少孤鸿、小凤、雏等笔名,也有玩世不恭的笔名,如天笑、卓呆、平江不肖生。
  “五四”前后,主义大行,人名也迅速有所反映。胡适本人改名为“适”,一位表兄改名“竞存”,另一位表弟改名“天择”,意在表示信服达尔文进化论。胡适留美后,服膺杜威实用主义,两个儿子一改名“服威”、一取名“思杜”。再如巴金,则是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留痕。柳亚子则早于1903年因接受卢梭学说,改名“人权”,表字“亚卢”,以亚洲卢梭自居。
  20世纪50年代,社会生活政治成分日浓,运动一波接一波,人名也多跟着政治走,如“抗美”、“宪伟“、“跃进”等。还有“迎星”,纪念1957年苏联老大哥第一颗人造卫星。60年代则多“文革”、“卫东”、“捍彪”,还有更坚决的“铁红”、“永革”。稍微绕个弯的则有:“向雷”(向雷锋学习)、“冈原”(走井冈山道路,星火燎原)。如今“四○五○部队”里,常能碰到这样的名字。
  70年代兴单名,由于个性萎缩,不敢突出个人愿望,“革”、“红”仍然居多。80年代回归传统,政治色彩彻底淡出。姑娘起名有了女性味儿,如“雯雯”、“静慧”,小子取名则“俊”、“杰”、“智”、“猛”。个性化脚步再次响起。本人遇到最有诗意的一男生连姓带名为:“金沙江”。本人80年代出生的儿子有一女同学,姓名为“王后”,另一男同学则叫“刘浪”。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取名的自由度更大了。而且越是开放的地方,姓名就越有特色越富个性化。据2004年3月28日《广州日报》载文,广州幼儿园里的姓名让人一听有趣,二听难忘,如“王子”、“黄尚”、“幸运儿”、“刘星雨”、“童画”、“童谣”、“施歌”、“田蜜蜜”、“邵咪咪”……
  可以想见,随着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取名上会体现更为强烈的个性化与新异化,当然也就一并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其实,所谓的社会多元化,在命名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小处,也是一个可以取景的窗口。因为,命名的丰富多彩说明了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放射。
  从另一角度来说,只要您有一定的敏感,完全可以凭名猜龄。本人喜玩,曾多次玩过这样的文化游戏,居然屡试不爽—八九不离十!不是说:时代总有其一定的共同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