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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无形的“祖宗言”

 

作者:谭元亨(北京)

 

  古人有云,一个宗族,务必:立家庙以荐燕尝,设家塾以课子弟,贾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诲疏论
  这修族谱,是四大任务当中压轴的一项,可是关系重大,它与祖祠、家塾、义田,都同一个宗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刻也不可轻慢。
  学术界,早早创立了谱牒学,到今天,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成果。在谱牒学的研究中,更是有所发现,有所创见,有了众多的新的视角,提出了不少新的诠释,对中国的宗族制度史、区域移民史乃至文化史、思想史,都有重大的贡献。这一学问,也许不会显赫一时,却是影响巨深,在各个领域,尤其人文领域,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献学上,均无可回避或无法一笔带过。
  对于南方所有的移民族群,如闽人、潮人、广府人等,族谱遍及所有的乡村,各姓氏祠堂,南方较北方为盛,这已是定论;大姓固重传承,小姓亦更把这看作性命攸关。当“安土重迁”的古老观念无法恪守之际,一部族谱代代相传,则成了各个姓氏、家族安身立命的无形的居所——精神的归宿,须臾不可相离。这正是谱牒学从中吸取养分、深入研究,并从思想史上提升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而以往的研究,过多拘泥于实证忽略其深层所包含的内在的意义结构,从而造成这一学科的停滞不前及缺失,现在是予以改变的时候了。而读出族谱中的无尽的“祖宗言”,正是我们所努力的。
  如果说,族谱,乃是一个宗族的宪章,那么,一座祠堂,又当是家族的什么?祠堂又叫祖祠,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当是一个宗姓的圣地,慎终追远与光宗耀祖,自是不可分剖的。前者是要记住先祖的恩泽,后者则是教后人建功立业,不负先人嘱托。
  族谱,综文献、溯源流、知根本、辨主支、明世系、秩昭穆、述宗风、敦亲情、扬先德、志现状——这些,均可在祠堂里得到弘扬,一个宗族,每到重大时刻,是必于祖祠内共商大计,其凝聚力显而易见。
  族谱,更能振萎靡、匡淋漓、历人心、禅世道、隆郡望、景名贤、振家声、启后昆、轨正史、开新纪——同样,这一切,均能在祠堂里实现。一个宗族,不仅恪守过去,更要开创未来,凭此,一部族谱,便是一个无声的号召,一座祖祠,更是先人登高一呼的所在。
  无论族谱本身历尽多少沧桑,也无论祠堂、宗庙的形制有过怎样的演变,更无论中国历史上,先秦两汉,如何讲“以孝治国”,遍寻孝子以作治国之才,而到了宋明之际,则成了“忠孝不能两全”,尤其是“先尽忠,后尽孝”,一部族谱,也始终是后人心中的圣地。
  其实,“不卖祖宗言”,说到底,就是不可抛却祖宗的牌位,通过族谱来传授祖上那无形的“祖宗言”:包括道德训诫、先人功业、文化传承,种种。
  不少族谱,都有如下之序义:
  ——沧桑之变,迁靡定人,生之聚散无常,吾人不免有因乱而播迁者,地殊事异。他日或出谱牒相印证,庶几离者犹可合,而散者犹可聚……
  洗炼的一段话,通过大迁徙之余怎样的悲怆之情,离乱之概。显然,在这里,族谱成为维系一个家庭的有力纽带。
  客家后裔,推翻千年帝制的第一人孙中山先生则进一步认为:
  《族谱》记述中华民族由宗族的团结,扩展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这是中国人民才有的良好的传统观念,应加以利用。
  对于族谱,曾一度有过全盘否定的风潮,认为都是后人假托,不可取信,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也成了“土著说”、“误会说”的依据。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今天,我们对族谱的认识,已经有了理性的依托,这本是一个民族及民系巨大的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更是一部活的历史。
  我们可以大量引用过去流传下来的族谱上的序言,并从中引出修谱的因由,传承与意义。诸如“国必有史,家必有谱。……万派归源、千根同本,大小各干升降同苗,以良谱也。”这是讲修谱的历史渊源及谱本身的价值评判;又如:“……辑斯文献所望生生世世,子子孙孙父能慈其子,子能考其父,兄能友其弟,弟能恭其兄,信以处友,忠以事君,谦以接物,上可仰承先志,下垂裕后昆……”这阐释的是族谱本身的教化功能;还有“亲睦九族古有明训,然欲联族谊,不可无族谱。……序昭穆辨亲疏,使贤智者见之,油然生其孝悌之心,愚不肖者见之 ,亦秩然知有尊卑之分。”这又是讲的是伦理秩序与家族纽带的作用。
  这些,前人已重复太多了,它只是证明,作为中华民族,修谱牒以传后人,是自古以来业已形成的优良传统。这对于一个大迁徙的族群而言,当他们抛离故土,而惟一留守的,作为安身之命的依据,便是这么一部族谱,这是他们全部的历史记忆,是他们“根”的证明。失去了族谱,连自己从何而来也不可得知,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是怎样一种可怕的境况。所以,族谱,也就成了他们神圣的“祖宗之言”,宁可丧命,也不可丢失之。
  族谱,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力量之源。我们的先祖在向东南沿海大跨度的漂移之际,历尽风霜雨雪,受尽生离死别,正是种种的艰辛与痛苦,使他们自然地形成,并且更强地维系着这样一种血亲互助、同宗相亲的亲情纽带,并以族谱为据,以祖先崇拜来加强族人之间的团结,一致对外。
  其实,无论是族谱内容本身,还是修族谱的过程,都是一次次对后人进行传统教育、道德教化的努力,不少族谱中,都收有历史制订的家规族约,这些规约,在强调伦理秩序以际,还讲究勤俭持家、敦亲睦邻、戒淫戒盗、不可恃强凌弱等等。的确,每次修谱,都是整个种姓的全员投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惜下大功本,包括追踪溯源,跑遍种姓曾经去过的地方,寻找远在外边的支脉后人,把这视为神圣的业迹。
  尽管有人质疑谱牒的可靠性,的确也有人检索出不少谱牒或“攀龙附凤”,“伪托名人”的流弊,但从整体而言,它的真实性仍是不可否认的。
  这里可以分几种情况。
  一种是名门望族的族谱,其已无“攀龙附凤”之嫌,且历代修谱,均非常严谨与到位,这与中国古人修史的传统相关,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所写:“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秉笔直出,乃华夏史家最优秀的传统,对这一传统,不应有多少怀疑,所以,属于这部分的族谱,其可信度是相当高的,这事关修谱人的名节。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孔子后世的族谱,大都属这一范围,当然还有其他姓氏如此。
  另一种,则是族群互动之际,谱牒中可以互为印证的历史印证。例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南宋余绪……等等,这也有历史上的互证。当然,这也可能有伪托的,但不少谱牒,彼此间并无联系,连至地域上的距离也很大,也就不存在“串谋”、“伪托”的问题了,其可信度也是相当高的。
  还可以有其他种类,这就不赘述了。
  一般认为,宋末之初,是版籍毁灭最多的时候,大多谱牒在此都有个断裂,语焉不详。但明清以降,族谱重修后,其可信度则非常之大了。
  极而言之,无论是可信度还是真实性的问题、如果站在思想史的高度,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并不反对研究者对族谱的事实成份与虚构成份及错误成份加以鉴别,对各族谱所记录的一切一一进行辨析,与其他族谱、方志,乃至口语相传的内容加以比对,这是很有必要的,需要有人去做、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思想史真实性的确认。首先,是修谱的不同历史时代的主流思潮的影响。而后还有所在地的区域文化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作用。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论断大致也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切切不可以让所谓“族谱的真实性”纠缠不休,而看不到其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以及思想意识。这是谱牒学尘当前的一大关闸,只有打开这个闸门,学术成果方可奔泻而出。
  别说族谱,就是史志又如何呢?不同的视角,就有不同的历史,《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便是如此,当然,后者是小说,前者是史志,前者当更接近历史真实,可就那么“高保真”么?后人认为,“全部历史都是神话”,也就是说,包含了不少虚构成分。而族谱的根系之连续性,自然较历史演进的连续性,有更多的可信成分,因为其传承的家族后人具有更多的可靠成分。
  因此,思想史的考量,社会与历史文化的视野,足以让族谱研究的深度得到充分的发掘,而族谱相互的关联,与史志、传说等的比对,亦同样使族谱研究的广度得到更大的拓展。意识到这些,作为璞业一般的族谱,方可在敲打之后,闪烁出璀灿的宝玉之光,让人们认识到它无可估量的价值,聆听它时刻诉述的永恒的“祖宗言”。
  宏观的历史,总是少不了若干个案的支撑,族谱当属其中一个。其珍贵之处,正在于它的支撑,支撑的力度。
  我们相信,一部族谱,所凝聚的的历史的力量,是不会被漠视的,未来也一样需要这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