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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寻根之旅

 

作者:黄其宾(贵州大方)

 

 

  1987年,当时我二十四岁,正是贪玩之龄,什么家族、族谱之类好象离自己太远,认为这是老人们的事,上面健在的还有两代老人嘛,所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落到我的肩上。
  春节,我按常规从马场回家过年,由于是一个围棋痴迷者,不免要参加县城春节围棋比赛。记得那年我刚进入县级甲级组,对围棋是如痴如醉。正在赛中,我最小的兄弟来黄飞通知回家,我当时好不耐烦,问何事?黄飞说:“家谱的事”,我仿佛是从现代社会听到远古的声音,从此,我便踏上了寻根之旅。
  回到家中,发现来了很多我从未见过的人,听父亲介绍,这个是某支某爷,那个是某支某叔,另一个是某支某兄,一下我就瞢了,不知所以,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么多与我们血统很亲的人。
  慢慢,我才一个一个地熟悉所来之人,对家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于是,我们开始最初家谱撰写。
  家族中为什么急于撰写谱书,后来我才明白,因为老人定的派行,只到我的父辈,在我们这一辈取名时已经无“字”可取了,由于我们这一辈的人口越来越多,老人们又怕乱了老小,所以就只得赶快撰谱,订立新的派行。
  真是白手起家,开始时,什么资料也没有,只有上两辈老人的一些口头传说,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是韩黄赵一家,入黔始祖名叫黄奕鸾、赵奕凤、韩奕武,而且中间这个“奕”如何写谁也说不明白。我们从大方城西门核桃湾迁到大方白布官塘,已经五代了,迁出的五代人字派是“忠、臣、朝、兴、元”,我父亲是“元”字辈,来贵州的第二代祖葬大方南门塔下,是一个铧口尖的碑记。无头无尾,看你咋写?
  没有办法,只有硬上了。经反复商量,终于达成了一个共识:不知道的,暂放下,知道的,不管是那一个老人说的,一概作详细记录。从家族传说到具体的世系,七代人的资料(当时我兄长的儿子已经十三岁),花了一个多星期,得一个大概,最后确定新订字派。这就是1987年我最初的撰谱经过。
 

 

  我二叔从水城回来,从朋友处借得一本《黄氏江西总谱》,我和我哥如获至宝,连夜赶忙誊抄。当时那个心情,不溢言表。在那个资料缺乏的时代,有这样一本谱书,比得到一本《圣经》还宝贵,于是,后期查考和翻印工作就由我来完成。由此,祖辈传说的峭山公三妻二十一子的故事,终于得见于文字的记录,传说中那些残缺不全的诗句,得以圆满的补齐,潜移默化,我们当然也就认定了我们是峭山公的某房某支。在那个时代,凡贵州黄姓,总以峭山公某房某支为荣,以不知峭山公故事为耻。
  得到《黄氏江西总谱》后,在观阅的过程中,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将谱书中祖先的事迹,结合史书的记载,且不是很完美。于是,我就在大方图书馆借阅二十四史,开始了《黄氏江西总谱》的注释工作。
  在借阅史书的过程中,出了一个笑话。1989年7月,我借阅了一本《贵州通志》,此志好象只出版1500册,在大方是孤本,我押了10元钱。阅后不久,我接到上级通知,到贵阳学习两个月。临行时,因时间紧,我就委托一个朋友去还书,我的朋友把这个事忘记了,因此一直没有去还。事后,图书馆的领导发现此书不在,一查,发现是我借去了,又这么长时间没有归还,就认为我把书骗走了,因为是孤本,事情比较严重,就按我登记的地址到我单位(大方县马场粮管所)来追讨,我的领导费了很多口舌才摆平此事。
  在注释过程中,发现《总谱》因辗转传抄,错漏比比皆是,如春申君见赵使,其上客皆蹑珠履,抄为“聂朱复”,封准北十二县,抄为“维此十二县”等不可胜数,最主要的问题是世系明显有后人伪作之嫌。其中,有一个字派“世代相承继,永安社稷兴。……”是从夏朝就起用了。谱中记载黄香为黄霸之孙,而史书的记载为黄霸是西汉时期人,黄香是东汉时期的人,两者相差近两百年。峭山公是唐朝后期人,离现在有一千二百多年,平均按三十年一代计算,至今也应有四十多代,谱中寥寥十二三代就到贵州始祖。
  当时我看了一本历史书,说西晋实行门阀制度,做官要看人的出生,于是就兴起了谱牒学,至唐宋才有“字派”,于是我就对《总谱》的可信度产生怀疑。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将《春申君列传》等史料原封不动地加到谱中,供后人参考,当然,我的确也不敢妄谈真伪。
 

 

  我的么姨父姓韩,由于“韩黄赵一家”的关系,我们一直称他为“二叔”(后来谱修好后,他的确长我一辈,没有叫错)。有一次我到他家,他说他有谱书,是手抄的,我就要来一观。
  真的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韩家的谱中,居然有黄家九代老人的名字,韩黄赵一家真是不虚啊!于是我又开始新一轮抄谱。
  此谱是入黔五世祖韩洪先公所撰,后入黔八世祖韩立坤公补续。从谱中的记载来看,续谱时韩家特意请了入黔七世祖黄珣公(黄中正公之孙,黄豫章公之子,乾隆四十三年举人)参与,立坤公并称之为“珣叔”。谱中还记录了入黔始祖奕鸾公和奕武公的具体墓葬情况。
  一九九〇年春节期间,我与兄黄顺友、叔黄金宣、黄伦会从大方出发,步行到黔西去寻入黔始祖奕鸾公之墓(从韩氏谱上知道墓址黔西安德里土沙夸,因当时车辆太少,春节期间客车停开,因此只有步行)。
  我们的第一站是先到黔西以那坝的苇寨和岔白,去找我的两个伯父(一个是我伯曾祖之后,一个是我四叔曾祖之后),从那里打听到奕鸾公墓址的具体位置后,再去寻找。
  第二天,我们从岔白出发,一行人中增加我的两个伯父黄明武、黄少明,有他们两人带路,少走了不少弯路。由于他们两人也不知道墓址具体在何处,所以我们只有一路走,一路问,在山上转了几圈,最后终于找到了,还发现嘉顺公及石氏祖母之墓也在此处。
  我和兄黄顺友开始抄写碑文。为了复原碑文的原貌,我们尽量按碑上排版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地抄录。当抄到大碑后面的沙石碑上记为“赵公讳一鸾”时,总是看不明白,因当时很多人传始祖三人是为了逃避官府追杀而改姓韩黄赵的,所以就把这个疑问归于改姓之说吧!
  抄完几块碑的碑文后,在当地的一个小卖部买了几个干壳饼嚼了又继续赶路(可能那个饼子是放了半年没有卖出去的,又干又硬),下一站是大方鸡场的安化钟家桥双水井,我伯曾祖四子后人所居的地方。
  到了双水井,我的脚开始提意见了。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走过这样长的路。第一天从大方到黔西,一百多里,第二天岔白到双水井,加上在山上转圈的路程,一百二十里有余。当我把鞋脱下后,再也穿不回去,肿了。我的堂弟拿了一瓶酒给我擦,一擦就挥发,不多一会,一瓶酒就这样完了。
  吃饭的时候,堂弟劝我喝酒,我说不能喝,他说,你的脚都要喝一斤,你肯定能喝。
 

 

  弄不清祖源是寻根之旅中最常见的事。不论任何人,不论你是何姓氏,能从古到今一脉相承不间断的家族,几乎没有,说白了,就是历史惹的祸。改朝换代、战争、迁徙、贫困等原因给一个个家族带来无尽的谜团。
  要查清自己的祖源,首先要对自己家族的情况作出客观的分析,才能有机会弄清未知的东西。
  接到寻根之任后,我陆续采访家族中健在的老人,根据多人的口述,最后得到一个大概:
  我的家族由于家道中落,从大方城西门核桃湾迁出,沦为大方白布土目官老五(安中和)家的佃户,始迁祖生有九子,后又分别迁大方法沙溜罗冲、法乐田坝、安顺平坝等处,我支属九房(最小的一房)。某年,始迁祖母因事被安中和所殴致死,祖公携幼子(我支祖)迁大方小屯杨柳井三家寨。不久,祖公因于当地小桥沟岩洞中制造火药,因火药燃烧而逝,从此,家族根源不得而传,只记得韩黄赵一家,入黔始祖分别为黄奕鸾、赵奕凤、韩奕武,祖上曾经葬得天子地一穴,遭雷击,是从大方城西门核桃湾迁出等只言片语。
  根据健在的老人提供的资料,我伯曾祖父生于公元1869年,我曾祖父生于1872年。我曾祖辈是从大方城迁出的第三代,因失传祖源,不知是那一位祖公所创,从大方迁出的祖公起,另立“忠、臣、朝、兴、元”五字派行,迁出的第一、二代(忠、臣两辈)祖公名已经失传。
  由于我伯曾祖生于1869年,那么其父亲(臣字辈祖)应是道光年间生长人氏,即生于公元1850前。因当时“臣”字辈祖年幼丧父,家贫如洗,将其父无棺葬于杨柳井三家寨困牛山(修大方电厂迁墓时得以证实),因此其不一定在20岁就能结婚生子。“臣”字辈祖上面有八位兄长(在白布时已经外迁),说明“忠”字辈祖(始迁祖)在逝世前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因为生育九个子女最少也得十多年的时间,而从大方城迁出时已经成年,因此,始迁“忠”字辈祖应该是公元1800左右年生长人氏,在1820左右年间从大方城迁出。其次,据《大定县志》记载,白布土目官老五(安中和)于咸丰七年(1857年)造反,我支祖传中未有安中和造反的任何信息,说明在安中和造反之前,我支已经从白布迁出。这就是我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能考证的基本情况。
 

 

  在众多的寻根者中,有一位令人敬佩的老人叫黄嘉全,他居大方马场镇新丰村,其世系:赵奕鸾——赵嘉顺——黄应嗣——黄明——黄中元——黄云章(起亨)——黄聪——黄士成——黄开林——黄发科——黄光连——黄德应——黄茂兰——黄嘉全,生于1927年,历任农协会公安员、大方马场区九龙乡乡长、马场镇副书记、镇长等职。平生经历坎坷,几起几浮,家庭变故频繁,其唯一的儿子幼名五一,其意就是死了一个妻子和四个子女才余下的,非常凄惨,因此其平身不信鬼神。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政治因素被迫停职(后又复职)回家,农闲时以出售竹筛为名,走村串户,来往于大方、黔西、织金、纳雍之间,遍访韩黄赵一家之根源。因当时社会因素,写家谱是非法的,知道根源的不敢说,家有老谱的不敢出示于人,因此其中辛酸难以尽述。某年于某县某村采访时,遭受地方政府机关拘押,后慷慨陈词,看押者同情才得以脱身。
  我是八十年代认识他的,当时他已经退休。我单位的领导是他的老表,我和我的领导住隔壁,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共同的话题(寻根)我们就认识了。在谈到韩黄赵一家的根源时,他三十多年来采访的最大感受是,韩氏说是姓韩,黄氏说是姓黄,赵氏说是姓赵,各执一词,本位主义,因缺乏依据,一直是一个悬案。他有一次在采访某支黄氏时,观其家谱,上注明为“专录奕鸾公支系”,从此注来看,一定是本家了,但谱中内容只记录此支所知的祖人,从整体上来说其实只是奕鸾公支系的一小部份。当此支的撰谱者问他是何支时,他答:“我也是奕鸾公支系的”,哪撰谱者戏曰:“一鸾,看来怕有几鸾”(本地方言,有几个回合的意思)。
  九八年,从黄嘉全处得知,临近几个县的韩黄赵三氏族人在辑刊宗谱,黄氏入黔第三、四代的墓在大方城金鱼村时,心中不由为之一振,回到老家,就相约兄顺友到金鱼村查找祖坟。
  当我和兄顺友在金鱼抄录碑文时,与黄恩潜、黄勤二公便不期而遇了。恩潜公问是姓什么,我们感到很困惑,想到不是姓黄还来此处看碑,就随口说:“当然是姓黄!”,现在想来就很可笑了,因奕鸾公后世就有赵、黄二氏。
  恩潜公耐心地给我俩解释应嗣公、应嗣公之配黄太君、黄明公、黄明公之配吴氏祖母等各块碑文中内容和含义,我们才从真正意义上了解韩黄赵一家的根源,我的寻根之旅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