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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台湾寻祖记

 

原名:女子赴台湾寻找逝去老兵,血脉之情不因海峡阻断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找到黄国栋的资料,大家都很高兴(左二为黄敏、左四为黄湘君、右二为陈育腾)

 

 

沈祖丕(右一)在回忆黄国栋

 

黄国栋的户籍证明

 

  对于黄敏来说,“爷爷”这个名词,曾经只是一个苍白陌生的概念。
  她从未见过自己的爷爷黄国栋,家里甚至找不到一张老人的照片。她只是隐约听父亲黄铁夫说过,早在1950年,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官的黄国栋,丢下了妻子和孩子,逃离大陆,前往台湾,从此与家人失散,最终老死异乡,再未回来。
  这个32岁的湖南女子一度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和爷爷“有什么感情上的联系”。几个月前,她却做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儿。
  为了替年迈的父亲完成心愿,黄敏辞去工作,和姐姐一起前往台湾,在一个台湾普通公务员的热情帮助下,在异乡的陌生土地上,找到了爷爷的埋骨之处,并通过寻访,逐渐拼凑出爷爷的大致经历及种种生活细节。
  “我们这个家族的根在爷爷身上,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们。”如今,谈起原本陌生的爷爷,黄敏有了另一番感慨,“知道了他的故事,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的。现在想起他,我的心里好熟悉,好亲切,好踏实。”
 

找到你们的爸爸,告诉他,我一直在等他

 

  在女儿们的记忆中,父亲黄铁夫对台湾似乎有种“莫名其妙的情感”。
  和许多老人不同,黄铁夫最为关注的新闻是两岸关系。一打开电视,他肯定要先留意台湾新闻。有时候,他会一个人对着台湾的地图,一看就是小半天。
  年轻的女儿们并不知道,有一个与台湾有关的心愿,在父亲心中已经整整埋藏了50年。
  1961年,正在北京读大学的黄铁夫突然接到姐姐从湖南株洲老家发来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母亡速归”。
  母亲陈玉屏是在等待中离世的。黄铁夫听姐姐说,临死前,老人紧紧抓着女儿的手,留下最后的心愿:“找到你们的爸爸,告诉他,我一直在等他。”
  但子女并不熟悉父亲黄国栋。对于黄铁夫来说,自己的名字,是他记忆中能与父亲联系起来的为数不多的细节之一。
  1940年2月,他在湖南耒阳县一处客栈里呱呱坠地。此时抗日战事正酣,39岁的黄国栋身为军官带领部队作战,无暇顾及随军的妻儿。小孩出生后,连一盆热水都无法找到,母亲只能用冷水简单地抹洗。为了寄托心愿,黄国栋给儿子起名为“铁夫”。
  “父亲是希望我的身体能像铁一般结实,在乱世中健康顽强地活下去。”黄铁夫说。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一再败退。在与丈夫商议之后,陈玉屏带着个把月大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女儿,辗转回到老家株洲一个叫猫塘湾的村子。
  战乱年代的孤儿寡母,度日艰辛。在黄铁夫的记忆中,那些与母亲和两个姐姐相依为命的童年时光,充满着种种酸楚。
  在乡下熬过7年时间后,1947年,陈玉屏带着两个女儿和7岁的黄铁夫,前往湘西安江投奔丈夫。抗战结束后,黄国栋退伍,并在安江的一个纺织厂觅得一份稽查保安的工作。
  随后的3年,是这个家庭为数不多的团聚时光。在黄铁夫支离破碎的印象里,父亲是个脾气暴躁、性格有些内向的男人。他至今还记得,父亲用扎扫帚的细竹棍子抽打顶嘴的姐姐,打断了好几根。
  新政权建立后,当过国民党军官的黄国栋感到恐慌。他匆匆离开大陆,经香港到了台湾,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
  一直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湖南老乡辗转传回黄国栋已在台湾去世的消息。他还捎来老人临死前的口信,大意是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家人,连累了妻子和孩子,现在自己也残疾了,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
  这是在失散了几十年后,黄国栋留给家人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讯息。
 

眼看着我也老了,能找到父亲的下落,就是我这辈子最后的心愿

 

  远走的黄国栋不会得知,在他离开大陆后,他留给家人的痛苦还在不断延续。
  母亲经常教育黄铁夫,不要和外人谈论自己的父亲,要“夹着尾巴做人”。见到聚在一起谈论父亲的朋友们,或是见过那些父子相处其乐融融的场景,黄铁夫总是默默地走开。
  那是个一纸档案影响一生的年代。作为“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后代,这份档案始终跟随着黄铁夫,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无数的困扰。
  1959年,黄铁夫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在学校里,他成绩一直很优秀,平常的表现也很积极,但多次向组织上提出入党申请,都被拒绝。一个相熟的朋友私下里告诉他:“别想了。你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大学毕业后,同学们基本都留在了北京,只有黄铁夫和另外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被分配到了新疆一个工厂工作。在那里,虽然他的工作表现也很优秀,但始终未获提拔。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1966年文革开始,一天早上,农场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批判反革命后代黄铁夫”的大字报。与他相恋数年、原本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受不了这种压力,和他长谈了一夜,最终分手。
  此后的数十年里,黄铁夫始终郁郁不得志。他辗转了数个省份,新疆、陕西、河南,换了数份工作。一直到今天,他都没能实现入党的心愿。不过,他的4个女儿一直都很孝顺。2003年,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女儿把他和妻子从郑州接到了北京,买了房子,过上了平静的晚年生活。
  但老人的内心里,始终埋藏着母亲临死前的那个嘱托。
  前些年,两岸关系时松时紧,黄铁夫始终不敢向女儿们透露自己内心的想法。一直到了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开启了中国国民党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首次大陆之行,并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黄铁夫慢慢意识到,现今的两岸关系,“和以前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那个压抑了多年的想法逐渐开始萌动。2008年起,黄铁夫多次和女儿们提到,想去台湾找找她们爷爷的下落。
  起初,女儿们都不太理解,老是问他:“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什么突然这么想找到爷爷?”
  “虽然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痛苦,但血浓于水,他终究是我的父亲啊。母亲苦苦地等待他回来,最后也没能等到。眼看着我也老了,能找到父亲的下落,就是我这辈子最后的心愿。”黄铁夫眼圈泛红,哽咽着回答。
 

我不想爸爸带着遗憾和问号离开人世

 

  黄敏一开始也并不明白父亲的内心。她甚至觉得,“爸是不是有点太闲了?”
  直到今年年初,她从深圳来北京看望父亲,看着父亲日渐苍老的模样,她才一下子理解了父亲的感受。
  “他为人子,我为人女,我内心有多牵挂他,他的心里也一样。”黄敏说,“我不想爸爸带着遗憾和问号离开人世,我要找到爷爷的骨灰,带回大陆,葬在奶奶身边。”
  另一番考虑是:姐姐们在北京,在父亲身边伺候着,自己远在深圳工作,帮不了太多。那么去一趟台湾,帮助父亲完成这个心愿,“也算是尽孝的另一种方式”。
  从5月开始,黄敏辞去了工作,开始四处寻找可能与爷爷有关的线索。
  在家人的印象中,黄敏是个倔强、执拗、做事极度认真的人。她先后当过新东方学校的英语老师,开过户外用品商店,辞职前在深圳一个房地产公司做房产中介。
  “只要她想好的事情,一百头牛都拉不回来。”三姐黄湘君这么评价妹妹。
  “靠谱!我就没见过比她做事更靠谱的女人!”二姐黄湘绣赞叹道。
  黄敏先后给海协会、海基会、台湾红十字会、退辅会、荣民之家、殡葬管理所、台南第一公墓等众多部门,打了将近500个电话。那几个月,家里的电话费高达2000多元。
  但她没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毕竟,年代太久远了,黄国栋的个人资料又极其匮乏,只知道他是在台南市去世的。
  “茫茫人海之中,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孤苦老头呢?”在家人眼中,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这个湖南女子身上的“犟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订了去台湾的机票,还找了一家相熟的公司,办下了去台湾的30天商务签证。“找不到爷爷,我就不回来了!就算被人当成偷渡的,我也不回来!”她说。
  三姐黄湘君原本最反对妹妹去台湾。“有这心思,不如对活着的人好了。”她常这么劝妹妹。但看着黄敏主意已定,她又担心妹妹的安全,姐妹商议之下,黄湘君决定陪妹妹去一趟。
  眼看着去台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依旧没有黄国栋的具体信息。一天早晨醒来,黄敏突然灵机一动,决定联系台南市的户籍机构试试。她查到了台南市南区户政事务所的电话,便拿起了话筒。
  黄敏没有想到的是,随着电话的接通,“奇迹”发生了。
 

她们千里迢迢跑来台湾找爷爷,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帮助她们完成心愿

 

  如果陈育腾没有接到这个来自深圳的电话,或许就不会有后面发生的故事。
  现年53岁的陈育腾,是台南市南区户政事务所行政股的股长,这是台湾公务员系统里最为基层的干部,负责的是所里的行政后勤工作。具体的户籍办理事务,本不在他的工作范围内。那天,这个岗位的同事因事休假,他只是暂时代理。
  在接到黄敏的电话后,他很耐心地听这个“大陆女生”念叨了20多分钟。因为心情急切,黄敏说话的速度很快,事情的来龙去脉又比较复杂,当时,陈育腾并不太明白黄敏的意思。
  “我还在想,这个女生说话怎么这么着急呢?”事后,他笑着说。
  不过,他还是请黄敏把相关资料发到自己的邮箱。随后,他将黄国栋的名字输入全台湾联网的户籍资料数据库里进行了搜索。跳出的结果,有100多个同名的“黄国栋”。
  根据黄敏提供的信息,陈育腾又做了第二次筛选。筛选的结果令他感到惊讶,在台南市东区户政事务所的档案里,竟然发现了黄国栋的死亡登记证明。
  当陈育腾把这个消息告诉黄敏时,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许久。
  “天啊!是真的吗?我当时就感觉血往脑袋上涌,涨得都快炸了!”黄敏兴奋地回忆道。
  在黄敏的想象中,工作做到这儿,陈育腾就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了。毕竟,档案是在东区户政事务所,不属于南区的管辖范围。但接下来陈育腾的敬业态度,却让她感到吃惊。
  陈育腾并没有将工作转到东区,而是将这个案子上报相关领导,并将其列为督办案件,这就意味着他要负起“办到底”的责任。他还告诉黄敏,不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自己打电话,咨询任何内容。
  在得知黄敏已经订好机票要来台湾后,陈育腾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详细地告诉她如何抵达南区户政事务所的路线,并告诉这个素昧平生的大陆女生,自己会去车站接她们。
  2010年7月6日,黄家两姐妹终于登上了前往台湾的班机,开始了她们历时13天的“寻根”之旅。
  在台南市,陈育腾接到黄家两姐妹之后,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拉着她们的行李,把她们安排住进了户政系统的劳工之家,并且还前前后后检查了房间的各种设施,生怕有什么问题。
  寻找黄国栋的案件,原本已被列为“督办”,陈育腾可以占用工作时间外出。但他还是专门请了5天假,跟着黄家姐妹办理相关事宜。这就意味着,他要损失5天的工资。
  “这是公事,但又不完全属于公事,是我自己揽下来的活儿。不请假呢,好像有点占公家便宜。”他这么解释自己的动机。
  黄家姐妹在台湾的13天里,陈育腾没有让她们坐过一次公交车,也没有让她们打过一次出租车,都是他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一个个相关部门来回地接送。7月是台湾最为炎热的季节,连汽车坐垫都烫得无法坐下去,车里的空调开到最大,人依旧冒汗。
  有4天时间,劳工之家的房间已经提前预订出去了。陈育腾和妻子林南慧就把黄家姐妹俩接到家里住,林南慧还亲自下厨做饭,为的是让姐妹俩在异乡能感受“家的温暖”。
  事后,黄家姐妹才知道,那些天正好赶上陈育腾的岳母住院做手术,但陈育腾为了陪她们,无法去医院看望。这让姐妹俩深感内疚。
  “这实在不像是接待素未谋面、丝毫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就好像他身上有着代表台湾政府负责与大陆友好往来的使命似的。”黄敏说,“要不是亲眼见到,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真的有这么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曾有人问陈育腾:“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的工作本就是为民众服务,不分任何等级、阶层、地位、地域,既要讲程序,也要讲情理。”陈育腾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更何况,她们千里迢迢跑来台湾找爷爷,有这分孝心,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帮助她们完成心愿。”
 

她的坚持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多么地有意义

 

  黄国栋的模样,在姐妹俩和陈育腾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渐渐清晰起来。
  根据台湾户籍资料数据库的信息,黄国栋于1954年由香港迁入台湾台北市,地址是大安区黎顺里17邻和平东路三段267巷9号,随后又经历了4次迁徙,在台南市东区仁爱之家生活了4年后,于1972年12月25日离世,葬于台南市南山公墓。
  在复印的户籍登记簿上,姐妹俩还发现了爷爷的身份证号“H10108280”。这是失散60年来,黄家人第一次得知黄国栋的生活细节。看着这串原本普通的数字,姐妹俩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
  “那个时候,我突然间知道了,其实我对爷爷还是有感情的。只不过,之前它一直藏在内心很深很深的地方。”黄敏说。
  “之前,我一直反对妹妹来台湾,直到那个时刻,我才真正意识到,她的坚持,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多么地有意义。”黄湘君说。
  随后,陈育腾又带着黄家姐妹,找到了台南市仁爱之家。不过,这已经不是当年黄国栋生活过的环境了。原本台南市光华街199号的仁爱之家旧址上,已经盖起了居民公寓楼,仁爱之家的新址迁到了新都路。
  仁爱之家的工作人员,从仓库里汗牛充栋的旧册子中找到了黄国栋的登记资料。在这本早已发黄霉烂的旧册子上,清晰地写着黄国栋的名字,死亡日期是民国61年(公元1972年)12月25日,死因是“孤苦、高血压”。
  姐妹俩还寻访到了当年仁爱之家的主任、现年74岁的沈祖丕。从老人那儿,她们终于知道了爷爷晚年生活的一些片断。
  在黄国栋生活的那个年代,这里还不叫仁爱之家,人们通用的称呼是“乞丐寮”。政府在马路上收容了流浪汉和孤苦老人后,就送到这个地方。
  沈祖丕已经老了,过去的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但他却记得黄国栋。退休前,黄国栋曾在台北一家纺织厂做过保安,但一直都是单身,晚年无人照料,才被政府送到了收容所。
  在沈的印象中,黄国栋是个头发花白、拄着拐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老人,但和其他老人喜欢聚在一起不同的是,黄国栋的性格很孤僻,无论走路、吃饭、做事,他总是一个人。
  沈祖丕还告诉姐妹俩,老人是在病痛中离世的。在老人死后,收容所委托一家名叫“真仙乐”的私人殡葬所,在南山公墓的一处山坡上挖了个坑,草草掩埋。坟前的墓碑,是一块简陋的木板,用毛笔写了“黄国栋之墓”。在那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年代,这是收容所的惯例。
  “爷爷,我们真对不起你。如果不来,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你的晚年过得这么惨。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都好了,多么想尽上一分孝道。这是好大好大的遗憾啊。”黄敏一边听着往事,一边抽泣着说。
 

从没有人给爷爷烧过纸,现在终于还了这个心愿

 

  已经没有人知道,黄国栋究竟埋在何处。
  在沈祖丕的记忆中,黄国栋的埋骨之处,是在南山公墓F区福州同乡会牌坊附近的一处山坡上。但几十年过去了,简陋的木头墓碑历经雨打虫咬,早已不知所踪。
  姐妹俩找到了那个叫做“真仙乐”的私人殡葬所,但当年埋葬黄国栋的那位老阿姆早已离世,现在经营殡葬所的是她的孙子。翻遍了所有相关的资料,她们也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
  2000年的时候,南山公墓对现有坟地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所有能够找到名字的逝者,都登记在一本五六厘米厚的册子里。黄敏借回了这本册子,晚上在酒店的房间里细细地翻看。
  在已经略微发黄的册子上,登记的都是逝者的名字,还不时闪过“棺材一副”、“无名女尸”之类的字眼。此前,姐妹俩碰到“这种事情”,“能有多远就躲多远”,但在那时,她们不得不“硬着头皮”。
  “我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的勇气。”直到今天,想起那一幕,黄湘君还心有余悸。
  “我一边看,也在一边安慰自己,即使真有魂灵,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也会友善地对待我们。也许,他们还会帮助我们通知爷爷,托梦给我们呢。”黄敏说。
  但爷爷似乎没有听到孙女这个小小的心愿。翻完册子,姐妹俩还是一无所获。黄敏决定,亲自到F区的那块山坡上去找一找。
  那块山坡原本是一处乱葬岗,杂草已经有一人多高,此时又是炎热的夏季,姐妹俩在草丛里钻上一会儿,衣服就湿透了。脚下到处都是没有墓碑的荒坟。她们前后去了3次,走遍了山坡,也没有任何发现。
  7月19日,是姐妹俩在台湾的最后一天。这天上午,她们和陈育腾一起,带着一堆祭品,又一次来到了这块山坡上。她们找了一块空地,蹲下来,点燃了纸钱。
  “这38年来,都没有人给爷爷烧过纸,现在终于还了这个心愿,爷爷在天上一定能感觉到的。”黄湘君心里想。
  黄敏给爷爷写了一封信。她垂下头去,低声地念道:“爷爷,我和姐姐专程来台湾看您,给您多烧点纸,祝您在天堂过上好日子。爷爷,您回去看看奶奶吧,她很想念你。爸爸生病了,望您保佑他健康。您愿意跟我们回大陆,还是留在这片土地上,请您告诉我,我会按您的意愿照办。愿您保佑我们全家。爷爷,我们还会回来看您的,再见。”
  念完信后,她把这张寄托了心愿的信纸放进火堆里,然后给爷爷磕了三个响头。
  临走,黄敏抓起一把山坡上的黄土,用纸钱包好。她要把这些爷爷埋骨之处的黄土带回大陆,等回到湖南老家祭拜奶奶的时候,撒在奶奶的坟上。
 

我们帮奶奶和父亲完成了心愿,也终于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回忆起发生在3个多月前的这幕场景,黄敏觉得依然历历在目。在她看来,这趟异乡13天的寻根之旅,是她32年人生中的最大收获。
  “我现在觉得离爷爷好近啊!”黄敏说,“他再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孤单,觉得没有人管他。我们帮奶奶和父亲完成了这个心愿,也终于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还能有什么事情,比家和亲情的意义更大呢?”
  除此之外,她还收获了其他一些东西。
  此前,黄敏对于台湾这个小岛,就像对爷爷一样地陌生。仅有的概念,也只是小学语文课本上的“日月潭”和“阿里山”,还有历史课本上的“统一祖国”,她一度以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但这一次,她的感触良多。
  台湾的普通民众,对来自大陆的姐妹俩非常友好。但有时她们会碰到一些听起来很“雷人”的问题,比如“北京有麦当劳吗?”“原来你们大陆人也穿得这么洋气啊?”这让姐妹俩又好气又好笑。
  得知姐妹俩寻找爷爷的事情后,台湾几乎所有的报纸和电视台都派专人前来采访。有个记者当面感慨道:“落叶归根哪,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明白的。”
  而给黄敏印象最深的,还是台湾公务员的服务精神。
  不仅仅是陈育腾这样的“特例”,在她接触的众多台湾政府部门里,绝大多数公务员的态度都热情而彬彬有礼。她至今还能模仿台湾公务员向她介绍情况时的惯有腔调:“黄小姐,我向您报告一下。”
  “‘报告一下’,搞得好像他们是我的下级一样。”她抿着嘴笑。
  为了感谢陈育腾的帮助,在临走前一天,黄敏瞒着陈育腾,熬了一夜,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感谢信,还专门定做了一块匾。她想第二天去台南市政府,当面交给市长。
  黄湘君觉得妹妹“是不是疯了”。“你一个平头小老百姓,还想见市长?连大门都进不去!”她说。
  可第二天发生的事情,让黄湘君感到意外。台南市政府的大楼前,并没有她想象中的警卫森严,普通民众可以随意出入办事。黄敏拿着感谢信和匾,直接“闯”进了市长办公室。她亲手将东西交到了市长手上,还和市长合影留念。
  此后,台南市政府把这封感谢信发到了市里每一个公务员的邮箱里,公开表扬陈育腾,要求“各单位学习陈育腾为民服务的精神,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当然,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荣誉与奖金。
  在黄敏的观察中,虽然台湾的城市建设不如大陆,但“整个社会的服务体系与保障体系非常完善,普通老百姓应有的权利都能得到保护”。这让她觉得,自己以前对台湾的印象,是“多么地可笑与无知”。
  “隔绝得太久了,这不仅造成了我爷爷这样的悲剧,也让两岸的民众彼此都感到陌生。但现在,我们终于开始了解台湾,台湾的老百姓也开始了解我们,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就这么走下去吧,会越来越好的。这是我献给爷爷的祝福,我也把它献给台湾。”黄敏说。
  对于这趟寻根之旅,台湾的一家媒体发表评论称:“落叶归根,是两岸国人共同拥有的朴素真挚的内心情感……这两个大陆女子在台湾公务员的帮助下,找到了祖父的埋骨之处,这是在两岸关系逐渐改善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最有意味的故事……”
 

不要再因为政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承受不应该有的悲剧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10月16日,在黄家姐妹的盛情邀请下,陈育腾从台湾来到北京,实现了他多年以来的一个心愿。
  黄家人带着陈育腾游览了北京的各处名胜——长城、故宫、颐和园、圆明园……他还特意要求去清华大学看一看,因为他的儿子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某种意义上,这里也是我儿子的学校。”他说。
  在北京的一周,陈育腾多次沉醉在古都悠久的历史里,但他更惊诧于北京的现代化。“这里的高楼大厦和马路,比台北的气派多了。”他称赞道。
  这个53岁的公务员,出生于台南,祖先是台湾的汉族原住民,和大陆并没有近的渊源。但奇怪的是,陈育腾经常会梦到从未到过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他第一次望见大陆的土地,是在金门岛上遥遥地望着厦门,那一刻,他说自己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陈育腾很难解释这种情感,“只能说,在血脉里,我永远都是中国人。”
  10月21日,在陈育腾临走前,黄家人在北京北四环外的一家烤鸭店设宴为他送行。黄铁夫也来到了饭店。这位70岁的老人,满头白发,精神矍铄,说话中气十足。
  黄家姐妹都带上了各自的丈夫和孩子。看着眼前儿孙满堂,黄铁夫老人心情非常好,更让他高兴的是,帮助自己找到父亲下落的“恩人”,此时就坐在身旁。他与陈育腾交谈着,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
  酒菜上齐,女儿们提议,让黄铁夫说段祝酒词。老人站起身来,端起酒杯,想了一会儿,说道:“……在我心里,不管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同一个祖先,同一种血脉,不要再因为政治,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承受不应该有的悲剧,希望我们早早地聚在一起,成为和睦的一家人。”
  话音刚落,二女儿黄湘绣的儿子、3岁的蒋文瀚——这张酒桌上年龄最小的人,奶声奶气地说道:“我们都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