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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做蜂窝煤的就是黄兴长子

 

——黄兴的孙子黄伟民回忆父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口述:黄伟民

整理:张祥、王慧

转自:潇湘晨报

 

  黄伟民,今年73岁,是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的孙子。本文是他对父亲黄一欧(黄兴长子)的回忆,披露了黄一欧在长沙和平解放前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父亲黄一欧,因为关于他的史料非常少。1981年父亲去世前再三告诫我:“不要写爷爷黄兴的事情,也不要写我的事情,将来如果有人研究这段历史,自然会有公论。”我现在讲出来,是觉得历史属于所有人,应该被大家了解。
  父亲加入同盟会时只有15岁,是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1910年至1911年间,父亲奉爷爷之命,在日本、香港之间来回奔走搞联络工作,为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做准备。父亲的日语很好,后来,他通过日本朋友宫崎寅藏的关系,买到一批枪支弹药,并冒充宫崎寅藏的家属宫崎龙介,将武器安全运到香港。
  抗日战争时,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断专横和不抵抗政策,1943年,父亲以生病为借口回到湖南老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省党部派人劝他出山,父亲坚决不同意:“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蒋政权民怨沸腾,败势已定。”
  蒋介石败退台湾前,三次派人到我家找我父亲,想把他带到台湾去。我父亲带着我妈妈躲起来,让我一个人在家,国民党的人进来时,我说:“我爸爸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就这样推掉了蒋介石的邀请。
  解放长沙时,我父亲提出“不能打,不能走,只能和”。不敢说他对程潜、陈明仁领衔起义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但至少我父亲是支持起义的。
  之后,我父亲就默默无闻了,这些事情他从不对人讲,所以这60年来,很少有人知道他。
  解放后,父亲担任了政府的一些职务,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民生上。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不好,政治环境也不开化,我父亲提出“节制人制、健全法制”,结果被要求写检讨。父亲准备了很多检讨书,我在家帮他誊写检讨书写得手都疼了。
  父亲很关注百姓生活上的事。以前人们都是烧散煤,烧起来尽是烟,火也不旺。我父亲第一个引进机制煤,自己开了个“原力煤球厂”当实验室,也搞蜂窝煤销售。他常常一个人闷在实验室里学着做煤,学会后就带着机器跑到大街上,现场教人们怎么做和怎么使用蜂窝煤,后来,这项技术也就被推广出去了。谁都不知道,这个教人家做煤的小老头,其实就是黄兴的长子黄一欧。
  父亲曾把散落四处的“辛亥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辛亥同志会”,自己掏钱救济他们的生活。后来,辛亥同志会办了个小学,叫烈士祠小学,这个小学后来被收归国有。
  我父亲喜欢打一种叫“争上游”的扑克牌,他的生活哲理和打牌一样,甘愿做“下游”。我母亲比较好强,打牌时如果被人抢了上游,就会发脾气,我父亲总是故意输分给她。我们一起打牌,他就暗示要我让着母亲。父亲输了牌,却高兴得哈哈大笑。
  还有一件事,我记忆很深。父亲在政协工作时,有一个加工资的名额,但候选人有两个,领导在我父亲和另一个人中间很难选,但更倾向于我父亲,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时,父亲笑着说:“那就把名额劈开,他加一半我也一半算了。”后来就这样办了,领导一直觉得过意不去。
  父亲生活上没有贪欲,他曾对我说:“国外我还是认识一些人的,如果我想去东南亚住上几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不愿意到外面去,一大家人住一间半房子,这套房子由人家房子的过道改成的。我姑姑一家从美国回来,家里住不下,政府想帮我父亲安排一套新住房,父亲说:“不必了,不让他们住回来就是,让他们住到外面去。”
  “无我,笃实”,这是爷爷黄兴对他个人的训诫,我父亲把它当作家训教育我们,他临终前交代身后事都这样讲:“我死后不要去麻烦政府,将来把我和你母亲埋在一起,墓碑上只要写上我和你母亲的名字,不要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历史自有公断,我的事情,就让外界评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