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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名文化溯源

 

作者:陈先枢

 

1、长沙地名文化溯源
  地名是一种信息载体,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人类生产、生活、交往和进行各种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且具有反映当地历史、地理特有现象的功能。城市是人口的集中聚居地,是人类交往活动的中心,而与这些聚居地和交往中心紧密相关的城名及城市街巷地名,其形成和演变无不留下可贵的历史遗痕,记录着已经消逝了的历史岁月。
  长沙是我国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3000多年之久。长沙之名最早于《逸周书·王会篇》,该书所载上献周王的贡品中有“长沙鳖”的名目。《逸周书》成书于战国以前,方物以地为名,可见当时长沙已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此后,“长沙”之名屡屡出现在典籍之中,《战国策·赵策》中有“长沙之难,太子横为质于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长沙,楚之粟也”;屈原《楚辞》名篇《怀沙》,据李陈玉注:“《怀沙》,寓怀长沙也。”1986年湖北荆门公元前300多年前的包山2号大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2件有“长沙”之名,一为“长沙正龚怿”,一为“长沙公之军”。以上资料证明,长沙地名的出现至少不晚于战国中期。据晋罗含《湘川记》云:“秦分黔中郡以南之沙平地区置长沙郡,则长沙之名始于洪荒之世,而以之为乡、为郡,则在后世耳。”所谓洪荒之世,就是指人类聚居生活之始,一直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
  长沙之名的由来有多种说法。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古人按星宿分野,与轸宿“长沙星”对应的这片地方就叫长沙,故长沙又有“星沙”的别称。长沙星是颗“寿星”,长沙星明则人寿地方昌平。故长沙寿星街原有寿星观,观中兼祭角亢七宿、南极老人星和长沙星,反映了古人祈求长寿的愿望。星象之说首见于《史记·天官书》。据清人吴汝沦考证,《天官书》出自公元前403年以后的战国魏人甘公、石申所著《甘石星经》。然而,这时已经有了长沙的地名,正如清《善化县志》所云:“星以沙而得名,非沙以星而得名也。于是,又有了“沙长如米”、“万里沙祠”、“长沙洲”、“狭长沙土之地”、“祭祀(蛮越语‘长’)女神(蛮越语‘沙’)之地”等说法。渚多说法中,以“狭长沙土之地”较为符合长沙地理的实际情况。长沙的地质结构以石英砂岩、砂砾岩、粉砂岩及页岩等为基础,经过长年的风化和冲洗,在狭长的湘江河谷地带形成大片沙滩、沙洲,呈现“白沙如霜雪”(《湘中记》)的绝妙景观,故古籍中多称长沙为“沙乡”(《元和郡县志》)或“沙土之地”(《遁甲记》)。长沙名泉“白沙井”亦由此而得名,长沙至今还有以“沙坪”为名的街道和村庄。其他诸说虽无定论,但亦可作一家之言。长沙之名的来源之多,正好说明了地名文化的丰富内涵。
  城市街巷的命名始于何时,目前史学界说法不一,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始于市坊制度崩溃之时,且街巷之名与市坊之名有一种传承延续的关系。先秦以来,我国古代城市的基本结构是一种严密封闭的市坊模式。居民区——坊,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用围墙各自封闭起来,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形成我国城市传统的市坊制度。对市、坊实行严格分开的制度,一是出于防御的目的。作为居民区的“坊”,在古代与“防”字同义。唐代城市的居民区坊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和宵禁制,也明显流露出防御性质。二是市场管理和征缴税收的需要,正是由于店铺的集中,才产生了最初的市场管理组织“行”。
  有关长沙城市的市坊制度的详细情况,文献缺少记载,但长沙自秦汉以来就已形成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其城市布局理应与时代的节拍相合,有理由认为长沙城市的发展必然经历了市坊制度这一发展阶段。唐大诗人杜甫大历年间流寓长沙时曾写过“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的诗句,把“城”和“市”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还可从宋元时期留下的街区地名中寻觅到古代长沙城市坊制度的发展线索和坊街演变的发展过程。如“市”有赛头市、南岳市、太阳市、暮云市、荣湾市、全塘市等,“坊”有濯锦坊、鸡狗坊、安业坊、永丰坊、孝顺坊、升平坊等。
  市坊地名应可视为街巷地名的前身。坊中民房之间必然留有走道,此即最初的街巷。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商品交换需求的扩大,限时交易的封闭型市坊制度已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从唐中期开始,市坊制度已发生松弛、裂变,商业不再限制在专门的商业区,许多坊中出现了市场、店铺和作坊。街道的作用不再是单纯的居民走道,而有了促进商品流通、方便商品交易的功能。中唐以后,拆毁坊墙、临墙开门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到了宋代,封闭的市坊制度正式宣告崩溃。关于长沙城坊中出现商业街巷,并有街巷名的记载最早见于元陆友的《墨史》。据《墨史》载:宋代长沙多墨工,“州之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烟墨巷”可能就是史载的长沙最早的街巷名。1985年,湖南沅陵双桥元墓中出土了两张元代潭州油漆颜料印刷广告实物,广告上明确记载这家危姓油漆店位于“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烟墨巷、白塔街位在何处已无从可考,但雄辩地证明长沙街巷的命名始于市坊制度崩溃和商品经济兴起之时。亦可以说,街名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定阶段的产物。
  到明代,长沙城既是辖12县州的长沙府的府治,又是长沙、善化两县的县治所在地,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嘉靖至万历中为了“以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几次展开长沙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开河通商’’工程,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出现了“日夜商贩而北”的景象。据明崇祯《长沙府志》卷6所记述的情况,今日长沙老城区的结构布局在明代就已定型,志中所记盐仓街、清泰街、织机巷、金线巷、苏家巷、碧湘街、学院巷、大椿桥、晏家塘、河街等大小几十条街道位置已与今无异,而且街名一直沿用至今。在7公里城墙上9座城门入口排开9条正街,与150多条横街纵横交错,构成了整个城市的骨架。清代长沙商业更趋繁荣,长沙、善化两县均多次对长沙街巷进行修缮和改造,以致“城池崇屹,甲于他郡”。
  长沙街道地名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不仅反映了古代长沙的历史、地理、交通、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文化、民俗等状况,而且与当代长沙以数字命名湘江大桥、以政治术语命名道路比较起来,呈现出无穷的文学韵味、高雅的艺术特质、丰富的想象力和诙谐的幽默感,体现了长沙人性格“清慧而文”的一面。长沙街道的命名,取材十分广泛,寓意十分深邃。太傅里、定王台、礼贤街、朱张渡、马王堆、药王街、局关祠、左文襄祠、三公里、中山路、黄兴路、蔡锷路,追寻着一个个历史名人的故事;吊马庄、倒脱靴、马援巷、营盘街、银盆岭、里仁坡、校场坪、协操坪、先锋厅,把人们带人波澜壮阔的古战场和威严肃穆的古军营;南门口、大西门、小吴门、兴汉门、潮宗街、通泰街、湘春街、浏城桥、西湖桥、培元桥、一步两搭桥、高码头,勾画出长沙古城池的版图与变迁;碧湘街、小瀛洲、明月池、东牌楼、西牌牌、走马楼、司门口、八角亭、三王街、西长街、藩城堤、老照壁、紫荆街,再现着马楚王都和明吉王府的兴废及历代王朝的更迭;藩正街、盐道坪、粮道街、巡道巷、都正街、游击坪、县正街、宝南街、臬后街、育婴街、学宫街、学院街、文庙坪、出入是门,使人对长沙古代的公署、衙门、学宫一览无遗;开福寺路、玉泉街、铁佛东街、千佛林、火宫殿、轩辕殿、社坛街、龙王宫、斗姥阁、太乙寺、吕祖巷、雷祖殿、玉皇坪,使人仿佛置身于香烟缭绕的古宗教圣地;朱家花园、西园、储英园、息机园、梅园、水月林、莱根香、芋香巷、柑子园、白果园、樟树园、荷花池,引人漫游长沙古代的私家园林和风景胜地;化龙池、金线街、落星田、灵官渡、平地一声雷、回龙山、落刀嘴、鲇鱼套、宝塔山、东瓜山,一个地名就是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而油铺街、衣铺街、铜铺街、书铺街、织机街、铁铺巷、糟坊巷、糖坊巷、机坊巷、火药局、洋火局、鱼塘街、古稻田、韭菜园,则记录了长沙古代经济发展的脉络。还有大量以地理地形、姓氏家族、吉祥用语和谐音雅化为名的街巷,如坡子街、犁头街、苏家巷、彭家井、怡长街、如意街、清香□、师敬湾等等,无不浸染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反映着古城人民祈盼平安幸福生活的心愿。
  长沙老街不仅名美,而且意美、情美,景美。潇湘独有的麻石路,具有浓厚江南风味的民居和石坊,遍布大街小巷的清泉古井,以及幽深莫测的小巷,店铺鳞次的街市,无不令人吟味无穷。但是,这一切还能在历史的嬗变中留存多久?长沙城正在大拆大建,长沙老街被高楼彻底湮没只是迟早的事。事实上,随着长沙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的飞速发展,一大批老街已经从长沙地图上抹掉了,如柑子园、宜园、芋香巷、藩正街、定王台、水月林、菜根香、平地一声雷、凤凰台、青石井、走马楼、怡长街、社坛街等等。然而,街道地名作为长沙优秀的、有特色的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却不会消失,它将永远载人史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把长沙建设成现代化城市的同时,如何留住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和个性,如何保护和改造有保留价值的历史街区,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2、长沙
作者:何光岳
  长沙,地名古老,历史悠久,历来为湖南省会,是三湘四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南名城之一。长沙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近代以来,人才辈出,堪称全国之冠。因为名胜古迹众多,吸引着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纷纷到此游览,流连忘返,写下了上万篇珠玉般的诗文,被誉为潇湘明珠。
  早在西周初年,长沙已成为周朝的南疆。《逸周书·王会篇》中说到周成王时各地贡献方物,就有“长沙鳖”的记载。由于长沙位于湘江下游的河谷平原,距洞庭湖只有50多千米,浏阳河、捞刀河向西注入湘江,靳江、八曲河、沩水向东北注入湘江,把长沙周围织成川泽交错的水乡泽国,一个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
  在春秋时期,长沙已是楚国产粮基地。《史记·越世家》里记载有“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粟,即南方对稻的称呼,已说明这3处地方是楚国产稻的要地。可见在2500年以前,长沙地方的农业已很发达。从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中曾提到湘水一个叫的地方,就是今长沙市北35千米的铜官镇,古代曾产铜,唐代诗人杜甫《铜官阻风》诗注云:“官铸铜处也,即锦官之类。”鄂君名启,系楚怀王的爱弟,他拥有150只庞大的商船,在楚国范围内广泛地做生意。当时的是楚国铸货币的场所之一,又是一个商业城市。
  至于长沙的得名,有几种说法。一说是起源于天上的长沙星,如甘氏《星经》载:“长沙子一星,在轸之中,主寿命,小而明。”《史记·天官书》说:“轸为车,主风。其旁有一星,日长沙。”《太乙统宗》也说:“轸在天阙之外,当南河之南,其中一星主长沙。”《明史·天文志》更肯定地说:“轸旁小星曰长沙,应其地。”说长沙星之下就是长沙这个地方。《湖广通志》最后的结论是:“长沙之名起于周,又曰星沙,以星名。”
  另一说是长沙乃地名,以地貌特征为名。《遁甲记》说:“沙土之地,云阳氏之墟。”《路史》则说:“沙为长沙……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故轸宿中有长沙子。”可见长沙之名在少昊氏时业已存在,至少有4500年的历史。
  看来,长沙的名称,当以清光绪《善化县志》所说的:“星以沙而得名,非沙以星而得名也。”即先有长沙这个地名,以后天文学发展了,便把地上长沙的地名,又用于长沙天上的星名,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所以,这个说法比较正确。
  长沙名胜古迹众多,有其得天独厚的原因。一是长沙古城自形成以来,城址几千年没有迁移,老城街巷骨架沿袭至今,其地名和史迹有很大的传承性。二是古长沙城既是湖南省的省会,又是辖十二县州的长沙府的府治,还是长沙、善化两县的县治,许多古迹,如官署、学官、城隍及重要祭祀祠庙,一城内均有三至四套,这是一般城市所不能比拟的。这么多的名胜古迹,无论是遗迹尚存,还是见诸典籍,抑或仅留其名,都是长沙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笔巨大而无形的财富,也是长沙之所以为长沙的标志所在,时间越往后推移,它的价值也越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多年来,虽屡有介绍长沙历史的书籍出版,但一直没有一部地名古迹大全式的书籍问世,文史研究者和经济开发者多感不便。清光绪年间,长沙先贤陈运溶集十年之功,辑佚旧籍400余种,刊刻成《湘城访古录》17卷,为保留长沙历史典籍和弘扬湖湘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该书市面已无流传,加上该书体例和言辞已不符合今人的阅读习惯,且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当时研究手段的落后,书中尚留下许多空白和疑问。光绪以后至民国时期新形成的名胜古迹也无专书记载。在这种情况下,编写一部全面介绍长沙地名古迹的“新编湘城访古录”势在必行。随着长沙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步伐加快,现实中的长沙古城已不复存在,但典籍中的长沙古城却不能让其消失。今日有陈运溶的后人陈先枢先生毅然担起这付重担,潜心钩沉湘城史迹,寻访古代遗存,著成洋洋大观的《长沙地名古迹揽胜》;《长沙老街》等书,厥功伟矣!


3、长沙县
  长沙县历史悠久,其开拓时间可追溯至远古石器时代。据考古工作者开掘的南托“大塘古文化遗址”和仙人市鹿芝岭“月亮山古文化遗址”考证,前者距今约7000年,即有先民定居,繁衍生息;后者距今约4500年,进人原始农业时期。春秋晚期,长沙属楚国黔中郡。秦属长沙郡,其附廓之县名“湘”,辖今长沙县和望城县全境。汉改湘县为临湘县,为长沙国国都。隋开皇九年(589年),废临湘县置长沙县,是为以长沙名县之始。五代十国时期,马殷建立楚国,以长沙为其国都。后汉间,划长沙县地置龙喜县(又名新喜),县治没今仙人市鹿芝岭。宋乾德中,罢龙喜置常丰县,县治设今长沙市芙蓉区东岸乡。开宝六年(973年),并常丰入长沙县。元符元年(1098年),划长沙县南5乡、湘潭县2乡置善化县,与长沙县同城分治。长沙县为漳州州治和长沙郡郡治。元代,长沙县先后隶属潭州路和天临路,为路治。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隶长沙府,治长沙县。清康熙三年(1664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长沙县为湖南省治及长沙府治。民国元年(1912年),善化县并人长沙县。1922年定长沙县城为湖南省省会。1933年,设长沙市,市县分治。县人民政府原设长沙市北区潘家坪,今设星沙镇。
  长沙县有大小农村集镇50多个,多分布在湘江、浏阳河、捞刀河及其支流两岸。较为著名的有榔梨镇、黄花镇、捞刀河镇(今属开福区)、水渡河、金井、福临铺、南托岭、跳马涧、石门、暮云市、螽斯港、鹿芝岭、仙人市、五美山、江背、春华山、路口畲、高桥、青山铺、麻林桥、杨泗庙、鼎功桥、新桥、广福庵、孙家桥、罗戴段、沙坪、北山、蒿塘坳、安沙等30余处。上述村镇大多历史底蕴深厚,有的以依托古寺庙而闻名,有的为古城、古战场遗址所在地,有的则为历史名入的故里或归葬地。近代长沙县名人辈出,张百熙、瞿鸿、王先谦、黄兴、章士钊、杨开慧、徐特立、田汉、李维汉、许光达、李默庵以及朱镕基等,都是长沙县人,他们给这些古老集镇增添了不少光彩。

4、望城县
  1951年,从长沙县境划出湘江以西及湘江东岸北部部分地区置望城县。1959年,望城县并人长沙县,1977年复置望城县。1951年建县时因县治设—厂今岳麓区北麓望城坡,故名望城县。今望城县治为高塘岭镇。
  望城县境内集镇自古得水运优势,多分布于湘江两岸,沿江由南向北,在唐代已见观音港、霞凝港(今属开福区)、丁字湾、白沙洲、新康、铜官、靖港、乔口等集镇雏形。清代初期,形成丁字湾、铜官、靖港、乔口等较为繁荣的集镇,是旧时省内集镇密度最大区域之一。又因各地自然、人文资源等条件而各具特色。丁字湾盛产花岗石,誉为“石城”;铜官制陶发达,素称“陶城”;靖港曾为三湘物资集散的繁荣商埠,美名“小汉口”;乔口为县境北端四县交界口岸;桥驿原为著名的古驿站,迁客骚人多有题咏;坪塘因曾国藩墓、桐溪寺等古迹而闻名。这些集镇历来舟楫往来,商贾云集,为当地矿产资源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另外,县西部还分布有白箬、乌山等著名集镇。

6、浏阳市
  浏阳,因县治在浏水北岸而得名。地处湖南东北部湘赣边界,西临长沙县,东与江西铜鼓、万载、萍乡相邻,北靠平江,南接醴陵。据考古资料证实,早在1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浏阳境内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到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浏阳正式置县,县治设官渡镇,唐代迁今址。浏阳县从隋唐起就隶属潭州,明清属长沙府。
  浏阳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造就了文家市镇、东门镇、官渡镇、普迹镇、社港镇、大瑶镇、镇头镇、白沙乡、张坊镇、永和镇、占港镇等历史文化村镇。这些历史文化村镇的分布以浏阳的东部和南部居多,其原因一是由于浏阳的东部和南部为山地丘陵地区,是山川秀美、资源丰富,因而历史上浏阳的经济重心在东部和南部。二是由于东部和南部地处湘赣边界,水陆地交通便利,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形成了文家市、东门市等著名集市,并造就了独特的方言、风俗、习惯和民间文化,留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望。三是由于革命战争年代浏阳东部和南部山地是革命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留下了大量革命遗址,如文家市的秋收起义会师旧址、高升岭战役遗址、大围山镇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湘鄂赣省第一次党代会旧址等。另外,靠近省城长沙的西部也有历史村镇的分布,如永安、北盛等。

6、宁乡县
  宁乡县东临望城,西北接益阳,西南接娄底、湘潭。春秋战国时期隶属楚黔中郡,秦隶属长沙郡,三国时期为孙吴新阳县,晋太康元牛(280年)改名新康,隋开皇九年(589年)并入益阳,唐武德四年(621年)复析益阳置新康。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析益阳、长沙、湘乡部分地始置宁乡县,县治设今横市镇,后改设今玉潭镇。千余年来,境地析划,几经变化,县域却沿袭未变。从宋代起宁乡县就隶属潭州,明清属长沙府。
  宁乡历史村镇多分布在沩水流域和靳江流域。以出土青铜器而闻件名的有玉潭镇、黄材镇、回龙铺镇、横市镇和老粮仓镇。其中,玉潭镇的学庵村、香山寺、文昌阁、杜家山、飞凤山、合安村、新农村、高坝村、白龙村、许家坑,黄材镇的月山铺、葛藤、胜溪、栗山、寨子山、段溪、炭河里,横巾镇的滩山、横市、小河,回龙铺的万寿山、腰子铺、白云,老粮仓镇的双田、望峰村等出土青铜器最多。巷子口以张浚父子墓、易祓墓等名人墓葬而闻名。花明楼、沙田以刘少奇、何叔衡等名人故居而闻名;沩山乡、双凫铺镇则为佛教重镇,密印寺、白云寺、香山寺、普济寺、裴休墓等,至今保存较好。

7、坊与市
  长沙以坊和市命名的地名较多。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结构是一种严密封闭的市坊模式。居民区——坊,商业区——市,被严格分开,用围墙各自封闭,白天开放,黄昏关闭,形成中国城市传统的市坊制度。对市、坊实行严格分开的制度,一是出于防御目的。作为居民区的“坊”,在古代与“防”字同义。唐代城市的居民区坊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和宵禁制,均带防御性质。二是市场管理和征缴税收的需要,由于店铺集中,才便于管理。
  长沙自秦汉以来已形成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城市的发展必然经历了市坊制度这一发展阶段。唐代诗人杜甫大历年间流寓长沙时曾写过“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的诗句,把“城”和“市”分得清清楚楚。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商品交换需求的扩大,限时交易的封闭型市坊制度已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从唐中期开始,市坊制度已发生松弛、裂变,商业不再限制在专门的商业区,许多坊中出现了市场、店铺和作坊。街道的作用不再是单纯的居民走道,而有了促进商品流通、方便商品交易的功能。中唐以后,拆毁坊墙、临墙开门的现象已十分普遍,到了宋代,封闭的市坊制度正式宣告崩溃。关于长沙城坊中出现商业街巷,并有街巷名的记载最早见于元陆友的《于墨史》。据《墨史》载:宋代长沙多墨工,“州之大街之西,安业坊有烟墨上、下巷;永丰坊有烟墨上巷。1985年,湖南沅陵双桥元墓中出土了两张元代潭州油漆颜料印刷广告实物,广告上明确记载这家危姓油漆店位于“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
  到清代长沙城作为市坊制度的坊已不复存在,但以坊作为街巷名尚有典籍可鉴。据《湘城访古录》等载,以坊作为街巷名的有濯锦坊(今太平街太傅里)、安业坊(今坡子街一带)、永丰坊(今五一大道西段一带)、孝顺坊(今黎家坡一带)、金甲坊(今潮宗街一带)、兴仁坊(今南门口一带)等。
  坊的另一含义为“牌坊”。牌坊有石质、木质、砖质之分。有的牌坊名也成为一个时期的地名。如“岳麓书院”坊,位于今牌楼口湘江岸,石坊,明嘉靖四年(1525)同知严陵创建,上泐“岳麓书院”四大字;“护国佑民”坊,位于今青少年宫附近,楠木为之,真武官所立,相传为明吉藩建,今存“楠木厅”之街名。“宗伯师臣”坊,位于湘春门正街(今北正街),石质,明天启四年(1624),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庄天合所立,坊题曰:“泰山梁木,四方名卿,硕彦迁客,骚人舟车所至,登临凭吊者留题户壁常满。”上述三坊,清代屡有修葺,至光绪年间犹存,并成为当时的街段地名。
  明代长沙城牌坊众多,据明崇祯《长沙府志》载:王府坪(今樊西巷一带)有六坊,吉宣王立,坊额分别为“明德懿亲”、“圣重褒大、“帝脊忠慈”、“俭慈为宝”、“天眷孝友”、“忠孝贻谋”;南门外有二坊,坊额为“乐善可风”、“上游雄镇”;府署周围有五坊,坊额为“承流宣化”、“会元”(明进士张治立)、“状元学士”、“天官少宰”、“节镇吴粤”;善化县署前有四坊,坊额为“弦歌”、“龙脉先收”、“高步天衢”、“黄榜题名”。另外,大西门内有“柱国”坊,李东阳立;北门有“东官日讲”坊,庄天合立;灵官渡有“道岸文津”坊,宋张栻建;大西门外有“三湘胜迹”坊,等等。
  古代的市指商业集市。《易·系辞》中所谓“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指的就是这种原始的商品交易场所。长沙古代商业繁荣,在城乡交通便利之处形成许多集市,因此以市为名的古地名特别多,有的沿用至今。《湘城访古录》所载著名的“市”有:大阳市,在长沙县雾阳乡;南岳市,在善化县岳麓山南;暮云市,为今长沙县暮云镇;溁湾市,在长沙城驿步门义渡西岸,即今溁湾镇;榔梨市,为今长沙县梨镇。清同治《长沙县志》记载的“市镇”甚多,主要有:榔梨市、东山市、春华市、黄花市、金井市、枫林市、水渡河市、涝塘河市、白沙河市、桥头驿市、下泥港市、丁字湾市、铜官渚市、道林桥市、三叉矶市、新康市、靖港市、乔口市等。清光绪《善化县志》记载的“乡市”主要有:金塘市、仙人市、东狮市、团头市、靳江市、溁湾市、渔湾市、观音市、碑头市、暮云市、小埠市、长枫市等。
  市名都有一定的来由,如溁湾市因溁湾港而名,《岳麓志》载:“溁湾水出麓山左自之字港来,曲折数十里为溁湾港,可通舟。滨江三里穿孔,道绕溁湾市北以出,将入大江。”今溁湾水早已淤塞,溁湾桥亦不存。仙人市在长沙城东南22公里浏阳河北岸,以当地有仙人石而得名。清光绪《善化县志》载,仙人石在“滨河狮子山,石方正约七尺许,如棋盘”,“相传仙人弈棋其上”。黄花市在长沙城东21公里,昔为长浏、长平古道驿站所在地,明祟祯《长沙府志》云,当时名“黄华”,华花同义,故谐称“黄花铺”。此地野菊丛生,人秋以后,遍地黄花。

8、都与铺
  至今长沙还有许多带“铺”的地名,如城内的六铺街,城郊的新开铺、黑石铺、大托铺、石马铺、洞井铺、鸭子铺等。“铺”作为地名,缘于驿铺和建置单位“铺”。顾炎武《日知录·驿传》载:“今时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六铺街,因街设第六铺;黑石铺,此处古有黑石潭,岸有黑石耸峙,明代于此设驿铺,故名黑石铺;大托铺,位于大托乡北,此处原有一大水托,亦名下托,因以设名;石马铺位于南郊烂泥冲,因此处清代墓地建有石人、石马、石虎群雕像而名。
  宋元符元年(1098),析长沙县5乡、湘潭县2乡置善化县,县治设潭州(即长沙)城内。长沙城大致以今五一大道为界,农村大致以今319国道为界,北属长沙,南属善化,直至清末。
  明代长沙县辖临湘、明道、大贤、万寿、锦绣、雾阳、新阳七乡和旌节、湘水、清泰三厢,编户为21里。明崇祯十年(1637)将21个里编为49都,县城内分为15铺。清嘉庆年间又合并为10都。10都为尊阳(今金井)、清泰(今福临)、锦绣(今路口)、万寿(今黄花)、淳化(今安沙)、大贤(今北山)、明道(今黄花、北山及市郊一带)、临湘(今霞凝、铜官)、新康(今靖港)、河西(今高塘岭)。清末长沙知县安佩莲将十都之名串为一联,悬于县署仪门,联云:
  歌万寿以尊阳,喜景物新康,愿上临湘淳化谱;
  法大贤而明道,羡风兴清泰,好绘河西锦绣图。
  善化县明代设永康、忠臣、长乐、兴化四乡和上、下、建安、文德、上洲五厢,编为11里,城厢设14铺。后存12铺。4-9铺在城外,10-14铺在城内。清顺治年间开始划为十都。一都为黎托、洞井、豹子岭一带;二都为干杉、仙人市、凉塘一带;三都为干杉、仙人市东南大部;四都为梅花、五美及干杉部分;五都为朱家桥、河西、五美一部分;六都为坪塘、九江等地;七都为望城坡、白箬、卯田、碑头等地;八都为大托、南托、跳马、石门、暮云、石燕铺、关刀铺等地;九都为跳马及株洲云田、龙头铺一带;十都为浏阳柏加及株洲县樟树、黄塘一带。铺、都下设保、甲,嘉庆十九年(1814)每户安上门牌,成为举城欢庆的大事,时将善化县城厢14铺之名串为一联:宇宙日来成美睦;华封时合会嘉康。

9、驿与牌
  驿为驿站。汉制30里置驿;唐制驿有长,四方所连。一些带“驿”的地名至今仍在使用,如望城县东北部的桥头驿,不仅是市镇名,而且是京广铁路的一个站名。清同治《长沙县志》载:“桥头驿县北五十里,临湘都旧有驿丞,乾隆二十月七年奉裁改设巡检。”清桐城派大文学家姚鼐有《由桥头驿至长沙》诗:
  杂树接行云,晨朝吐清气。遥望西峰顶,已上丹霞蔚。
  远山状一同,近岭形千汇。涧雾忽成阴,岩萝密如衣。
  《湘城访古录》所载长沙著名驿站还有长沙驿(在南湖港一带)、铜官驿(今铜官镇一带)和临湘驿等。据考证,临湘驿在潮宗门内长沙县衙署之东侧。明万历进士江盈科《临湘驿夜雨》诗云:
  山馆支床梦未成,芭蕉叶上可怜声。居人争绘潇湘景,偏是今宵不忍听。
  清代湖南境内的驿道网络,以长沙为中心,向各方辐射出5条干线。通湖北大道:自长沙北达湖北蒲圻,中经桥头驿、归义驿、大荆驿、青冈驿、巴陵(今岳阳)驿、云溪驿、长安驿至羊楼司,与湖北驿道相接。通广西大道:自长沙西南达广西全州,中经湘潭南岸驿、衡山临蒸驿、黄茅驿、衡阳驿、排山驿、祁阳驿、零陵驿至枣木铺,与广西弹道相接。通贵州大道:自长沙西达贵州玉屏,中经宁乡、益阳、龙阳(今汉寿)、武陵(今常德)、桃源、郑家驿、界亨驿、马底驿、辰阳驿、山塘驿、怀化驿、罗旧驿、沅州(芷江)、便水驿、晃州驿至鲇鱼铺,与贵州驿道相接。通广东大道:自长沙南达广东乐昌,中经通广西的衡阳,再由衡阳南行经耒阳、马田驿、郴州、宜章,与广东驿道相接。通江西大道:自长沙东南达江西萍乡,中经南山站、双牌驿、醴陵出插岭关,与江西驿道相接。
  驿道上每隔一段常立石牌以告示里程,因而又产生许多带“牌”的地名,如芙蓉区的二里牌、五里牌,天心区的“南二里牌”等均因此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