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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彭年《选将论》考述

 

作者:黄 益


  摘要:晚清知名学者黄彭年的成名之作《选将论》,是近代文人论兵的典范之作,曾轰动京师。但是,对此文信息的记载往往不符,最主要的两个问题便是此文字数与撰写时间未能吻合。本文通过《选将论》的稿抄本,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述和条辨,并由此对《选将论》的写作特点进行了简要述评。
  关键词:《选将论》;黄彭年;撰写时间;字数

  《选将论》是晚清黄彭年的成名之作,也是近代文人论兵的典范之作。此作一出,京城轰动,黄彭年亦自此享誉士林,深得曾国藩、汤海秋等人的称许。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记载:黄彭年“幼而颖悟绝伦,年十六,撰《选将论》,累七千言。曾国藩见之曰:宿学弗如也。” 汤海秋则在《选将论》扉页题跋时明确指出:“胸有上下古今之故,而条为硕画,发为昌言。言兵则孙武、穰苴不能过也,言文则贾谊、陆贽不能过也。昔欧阳公读东坡文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吾于子寿亦一耳。” 此两评论,足窥当时学人对此文评价之高。然而,关于这篇作品的记载,尚有不少矛盾之处。笔者不揣浅陋,对矛盾略作考校,希望能澄清史实,敬祈批评。
 

一、文章字数
  上文引沃丘仲子之语,说明黄彭年撰写的《选将论》为七千字。曾国藩也在其书信中记载:“黄子寿近作《选将论》一篇,共六千余字,真奇才也。” 然而,黄彭年《陶楼文钞》(为方便论述,下简称“钞本”)此篇的字数,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三千字左右。一篇文章有多少字,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即使是约略计算,也不至于存在六、七千和三千如此大的悬殊。出于对《选将论》的喜爱,笔者曾对此产生过疑惑。
  近日查黄彭年的手稿,此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在《先大夫中丞公手稿》中,收录了两篇不尽相同的《选将论》,其中一篇为正楷誊录本(下文简称“楷本”),另一篇为行楷本(下文简称“行本”)。以行本《选将论》与钞本《选将论》比较,两者的出入尚不大。然而,仔细比较钞本《选将论》和楷本《选将论》,我们发现,楷本多了不少文字。如第一段:
陆贾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凡将之材有五。
  在楷本《选将论》中则曰:
  陆贾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三代之时寓将于相,故牧野之战,吕尚仗钺。淮夷作乱,召伯专征。中军之重必领以上卿,至于左右皆卿士。秦汉以来,文武别途,以相兼将者,自诸葛亮、裴度外,不过数人。是以人君多求将于武臣,不知国家创业之初,人思自效,将才恒聚于军中。承平既久,战备不修,士不习武,骤以求将,讵可必得?而矫其说者又欲专用文臣,斯亦难也。夫将固不择地而生,不待时而出,惟人主取之有其道,用之有其法,则可以必致。今泥文武以求之将,武人以骄悍隳军,文人以空谈误国,未见其利,转见其害。夫取之不得其道,用之不得其法,而谓天下无将材,岂不诬哉!凡将之材有五。
  仅仅第一段,钞本《选将论》仅仅用了23字(不计标点,下同),而楷本《选将论》则为240字。类似的删节颇多。笔者粗略估计,楷本《选将论》字数在5000字左右。由此,笔者认为,曾国藩所言六千余字、沃丘仲子所言七千字的《选将论》,很可能就是楷本《选将论》或它的录副本。曾国藩、沃丘仲子所言文字数量,与楷本《选将论》仍相差约一两千,这恐怕是曾氏约略估计的结果,而非故意夸大其词。钞本《选将论》则是经过斧削之后形成的定本。
  文章从初创到定稿,往往有一个很严肃的调整过程。《选将论》从初创的约5000字删节到约3000字,便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典型例证。《选将论》的字数多少,并不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仍给我们不少启示。
  首先,我们现在所见的文献材料,往往是经过删削、调整后的定稿,因此,在我们从某种文献中发现称引另一种文献、而在另一种文献中未找到相关论述时,我们应该谨慎对待:或者确实是某种文献的撰作者、传抄者的疏忽所致,或者是文献在流传过程的散失文句或篇章,甚至还有可能是该文献从初稿到定稿的过程中,某一环节曾经包含而后来删改的字句。审慎对待这些可能性,将有助于我们对文献的辑佚和研究。曾经有学者指出,清代晚期的辑佚,将辑佚工作工厂化、流程化,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文献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在补辑前人已经做过的辑佚本过程中,将前面学者签出后抛弃的材料视若珍宝,重新捡拾起来。不容否认,这个捡拾的过程,亦能捡到一些被前人不小心扔掉的珍贵材料,但笔者相信,其中不值得继续存留的资料亦当不少。从事辑佚和研究的学者,于此当慎之又慎。
  其次,正因为我们所见的多是定稿,因此,在面对评述此类文献的文字材料时,亦应审慎对待。即使对事实判断的记载,也往往会由于依据的文献不同而有所不同。通过对《选将论》字数的观察不难看出,曾国藩与笔者对《选将论》的统计是不同的,而这不同,正是因为笔者与曾国藩所看到的《选将论》版本不同所造成的。我们不能因为曾国藩对《选将论》的字数记载与我们常见的版本误差较大,便轻率地断定曾氏的记载有误。此理亦当应用于对历史上所有的文献进行事实判断上。
  再次,小问题也可以佐证大问题。对《选将论》的字数记载不同,从侧面说明所见版本不同。若能得到其他材料,则可进一步对曾国藩所见版本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和探讨。而这分析和探讨,甚至可以推理出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如对《红楼梦》的研究中,刘铨福的生卒年曾经成为红学家热烈探讨的议题。其原因很简单,刘铨福是《石头记》甲戌本的拥有者,通过对刘铨福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地挖掘《石头记》的信息。对黄彭年《选将论》的字数进行事实分析,其价值当然难以与刘铨福的生卒年相媲美。但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念:天下无小事,研究小问题,便有可能解决大问题。
 

二、撰写时间
  上文引沃丘仲子之语,提及黄彭年撰著《选将论》的时间为其十六岁时。黄彭年道光癸未三年(1823)生,16岁则为道光戊戌十八年(1838)。也就是说,根据沃丘仲子的记载,《选将论》当作于1838年。
  然而,由沃丘仲子提供的线索,翻阅曾国藩的文献,又发现了两个完全不一致的记录:
  在《求阙斋日记类钞》中,录有曾国藩称道黄彭年之语:“黄子寿来,示以所作《选将论》,真奇才也。” 在此条文献之下,系以干支纪年曰:“戊午”。戊午年为清咸丰八年(1858),此时黄彭年36岁。
  又考曾国藩家书,其中又曾多次提及黄彭年,上文所引与《选将论》直接相关的一段评述,便出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二十日写给兄弟的信。此时,黄彭年20岁。
  由三则材料,我们看到了《选将论》写作的三个可能时间:1838年、1842年和1858年。对于文章的写作时间,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因此,在上述三则材料中,至少两则材料所系时间存在问题。
  黄彭年之孙黄襄成在整理祖父遗稿时,曾经笺注《选将论》,他明确写道:“《选将论》一篇,为大父十九岁所作(见邓伯昭先生阅完文稿自注),极为汤海秋先生所赏。此本前后有海秋先生评语,足见当时倾倒之热。因别装一册,以永知爱。” 黄襄成所谓“邓伯昭先生阅完文稿”,当指《先大夫中丞公手稿》第三册而言。在此册扉页,有邓伯昭的亲笔题款:“同治四年季春月敬读数过,并手钞三十九首。于时子寿太史将入秦,割爱归之。新化邓瑶伯昭拜识。” 在该册的所抄录的《选将论》一文后,确有黄彭年的亲笔记录:“此十九岁时作于海邱阁中。” 此两则出自黄彭年亲笔自注,或为黄彭年亲笔之转引,由十九岁而推之,则此文作于1841-1842年间。以此比较前三则记载,可以发现,曾国藩的家书较为可信,本文作于1842年的可能性较大。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及《求阙斋日记类钞》所记时间相差甚远,所记当误。
  沃丘仲子所记疏略,大抵因为其所记多口说流传。黄彭年与曾国藩均属湖南人,“六”、“九”在湘音中发音较近,因此,《近代名人小传》所记不确,恐怕是作者误听所致。另外,黄彭年十六岁才开始学破题,因此,沃丘仲子也有可能是将黄彭年开始学写策论的时间当成了《选将论》的写作时间。口口相传,舛讹往往较多。沃丘仲子对《选将论》的记载,再次说明,我们对待口说流传的材料应当慎重。
  一般来说,日记是每日记录当天或者补述该日之前数日内所发生的事情,其可信度较高。然而,《求阙斋日记类钞》并不是像《郭嵩焘日记》一样完全根据时间移录整理,而是由编者以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颐养、品藻、游览等作为分类标准,将曾国藩所撰日记中的这些内容进行抄录整理。《求阙斋日记类钞》中将此事列入戊午年,恐怕就是在抄录和重新分类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然而,尚有未尽者。1841和1842两年之间,到底《选将论》写在哪一年呢?笔者认为,当为1842年较为确切,理由有四:
  首先,曾国藩在给其弟的同一封书信中,曾劝其弟:“黄子寿戊戌年始作破题,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学问;此天分独绝,万不可学而至,诸弟不必反而惊之。” 戊戌即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说“六年之中,遂成大学问”,即便从1838年年初开始计时,到1842年年底止,所历时间也仅仅5年,恐怕是曾国藩在写信时稍有疏忽所致。然而,对待问题一贯严谨的曾国藩再疏忽,要错算两年的可能性依旧很小。特别是,曾国藩在此提出黄彭年开始练习撰写策试文章的时间,就是为了通过黄彭年学成的时间之短来强调其天分独绝。
  其次,曾国藩在十二月二十日的书信中明确指出,《选将论》为黄彭年“近作”。而在曾国藩的书信中,道光二十二年尚有书信提及黄彭年:
  (十一月十七日)黄子寿处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长进,古文有才华,好买书,东翻西阅,涉猎颇多,心中己有许多古董。
  (十二月二十日)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慧西。讲诗文字而艺通干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乙未翰要。吴莘畲,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之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此四君者,首闻于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上,不甘居于庸碌者也。
  既然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提及黄彭年时尚未提到《选将论》,可知曾国藩此时尚未读到该文。由此推论,《选将论》之作,当在该年十一月十七日前后数月之间。若为1841年所作,曾国藩与黄彭年此前的交游中提及的可能性很大,何至于到1842年年底方论及?且“近作”二字,更说明曾国藩阅读到《选将论》的时候,该文刚新鲜出炉,若相隔一年而说“近作”,稍涉牵强。
  第三,黄彭年自注时提及,《选将论》是他在海邱阁中所作。海邱阁为汤海秋的寓所,《选将论》作于黄彭年客居之时。据《清黄陶楼先生彭年年谱》,黄彭年之父黄辅辰于乙未十五年(1835)考取进士,签分吏部。黄彭年亦“随母入都” 。此后十年间,黄辅辰因耿直忤逆了上官,受掣肘,一直未能迁转。因此,这一段时间,黄彭年的生活自然主要在京师。而黄彭年则因其兄弟姐妹的相继去世,为了安慰慈母,黄彭年将主要时间用来陪伴亲人。根据莫友芝的回忆:
  彭年常曰:“吾曾出举场,留小寓,吾母至辍眠以待。自是凡有所适,期信,宿无敢或踰。故在翰林逾十年,请假侍亲之日乃居七八,承颜著书,极天伦之庆。”
  根据上文,我们可以推论,黄彭年在汤海秋处作客的时间应当不太长。这一佐证,更肯定了《选将论》确实是“近作”,写作时间应当在1842年下半年。
  第四,考汤海秋所作序跋,在楷本《选将论》之后的跋文上明确指出:“周秦文字壁垒整齐,不似后代奇零屑越以成文。中间删节处皆束散者,而使齐整也。且名言伟论,圈之不胜其圈。亟宜再誊一纸,三日内送至,令我细竟玩索而有得焉。” 从跋语可以看出,汤海秋曾经细读黄彭年的《选将论》,并给予了黄彭年较多修改意见。现在我们常见的《选将论》,与汤海秋删节后的本子相差不大。黄彭年在行本自注中亦说:“以海邱先生之相知、相爱不可忘也,存之。”由此可见,黄彭年对汤海秋所提的意见和建议相当尊重。以汤海秋让黄彭年三日内誊录,再送给他阅览来看,此时黄彭年很可能仍住在汤氏家中。反观曾国藩曾经阅读的《选将论》,仍旧是“六千余言”,则又可以推断,黄彭年将《选将论》送给曾国藩时,汤海秋尚未将进行了大删改后的文章交给黄彭年。由此推知,黄彭年此作,极有可能是1842年年底左近之作。
  综上所述,黄彭年作《选将论》应该在1842年,且在接近年底之时。
 

三、文章特点
  作为黄彭年成名作的《选将论》一出,立即在京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曾国藩认为“宿学弗如”、“天分独绝”不说,连曾国藩认为“才气奔放”的汤海秋,颇为自负的同时,读此文也承认,须效仿欧阳修与苏轼的故事,在黄彭年的古文前甘拜下风。到底是哪些特点,让曾、汤之流对《选将论》推崇备至呢?笔者细索该文,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条理清晰。
  《选将论》一文共分将才的类别、选将的方法、任将的方略等三大部分来加以论述。在论述将才的类别时,又根据古代名将各自的特点,层层推进,将其细分为勇将、谋将、才将、贤将、大将五大类。在五种不同类型的将才下,又细分特点,如勇将下又细分为力勇、胆勇、气勇等三类,分别例举说明。论述选将的方法时,又根据选将方式方法侧重点不同,细分为举、察、听、试等四大类。对每一类选将方法,再次条举方法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分为“举之道二十,察之道三十,听之道三十,试之道二十。” 任将的方略方面,也采用了层层递进的方式,从拜将之前到任将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均加以慎重考虑,形成全文。通观钞本全文,其思路的清晰,在壁垒整齐的行文中得以彰显。
 

  第二,思辨缜密。
  钞本彰显了《选将论》的清晰思路,这得归功于汤海秋的刊削。可惜,汤海秋过分注意行文的整齐划一。在汤氏的删削下,众人所读钞本不但缺少了奇零小句的生动,而且黄彭年原本更为缜密的论证,也被无形中削弱。如在介绍举、察、听、试等四类选将方法之后,黄彭年均使用了较长的篇幅来说明一些方法的弊端和解决弊端的方式。如黃彭年论述使用观察的方式选将诸多方法之后,也指出了君主观察将相的困难:“夫人主之接于其臣,至暂也;臣所举之人,君非习与之处也。猝焉而付以大权,不有术以察之,其何能不失?” 没有机会、缺少机会观察人才,是君主的最大困难。因此,黄彭年在论证观察诸法之后,从观察者的角度再次切入,再次对此问题展开论述。米芾在论及其书法时,往往称自己的字八面出锋,这是米芾对自己运笔的高度自信。黄彭年从多角度切入所论证的问题,其思维的缜密堪比米颠书风。
  汤海秋删节黄彭年的选将论,于天头出注说:“以下删节处均有至论、高见在里,许似可另撰一篇。若论此篇之体,则宜如我所删节,壁垒为之一整齐矣。” 汤氏的删节,从行文方法来看,不存在什么问题。但从文章的整体论述来看,在事实上给此文打了一点折扣。细读楷本《选将论》全文,在叹服黄彭年的条理清晰之外,更能从其中体味出其思辨的缜密。


  第三,旁征博引。

  在《选将论》短短五千字中,黄彭年不仅对中国古代的名将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还将他们自身或者战例中最突出的特点进行了阐发,有如神枪手,枪枪射中靶心。虽然,名将的事例往往广为流传,《武经总要》、《登坛必究》等军事要集,对这些事例亦详加记载,甚至进行了简要分类。但在短短五千言中,从鸿蒙初开到有宋一代,从孙武、孙膑等等兵家到樊哙、侯嬴等等匹夫,再到唐太宗、宋钦宗等等人主,荦荦数百名人,如走马一般依次在文中穿行而过,却不嫌其泛、未感其乱,非黄彭年之才,恐难做到。这恐怕就是曾国藩称许黄彭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概念准确。
  在行文中,最难处理好的问题就是概念。若能准确界定并使用概念,文章便成功了一半。《选将论》在行文中,使用的概念极其丰富。如在观察将相一段,便分别对举了30种情况,如慷慨对荏弱、发越对迂滞、矫奋对萎靡、敦厚对佻㤭、仁慈对残忍、慎重对躁妄、锐勤对懈惰等等。准确对举已经难能可贵,而遍观全文,竟然没有使用同样的词汇来界定极为接近的内容这一现象。这一点,即使年过七旬的老儒,恐怕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到。但黄彭年在年仅20岁时便做到了。
  黄彭年字子寿,号陶楼,贵州贵筑人,知名学者、教育学家和方志学家,陶楼学案的核心人物。他的一生建树颇丰,在方志、教育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其学术往往“造端宏大” ,“无门户之见,折衷经术,体用兼赅,倡导实学” ,成为晚清学术的旗帜之一。作为其成名作,《选将论》实已见其学术风格之端倪。
 

小结
  现在所见的古代典籍,无版本对校者,往往需要旁稽其他典籍进行细致辨析,方可求得接近事实的结论;有版本对校者,又需要在多种版本中寻绎,努力摈除错误指导,求得相对正确的答案。黄彭年的《选将论》自写作完成距今不到200年,然对其事实的记述已经纷然,更遑论事理。所幸的是,黄氏书簏几经周折,保留了下来,我们得以根据稿本,推寻出相对接近事实真相的结论。
  《选将论》条理清晰、思辨缜密、旁征博引、概念准确,诚一时佳作。但是,黄彭年晚年整理个人著作,认为《选将论》“太涉摹拟” ,一语中的地说明了《选将论》的问题所在。我们应该看到,这是黄彭年经过几十年学习之后,对自己更严格的要求。作为文人论兵的典范之作,《选将论》值得论兵者和习文者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