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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助手黄萱
作者：舒 婷
摘自：《上海文学》2007年第3期
鼓浪屿首富黄奕住在岛上最辉煌的房产是黄家花园，庭院幽深，花木葳蕤。
1919年，51岁的黄奕住不堪荷兰殖民政府的勒索苛刻，严拒改变国籍，携资两千多万银元，从印尼归国。当年便把在原籍南安的母亲和妻子，接到鼓浪屿颐养。9岁的女儿黄萱随母亲和祖母同来鼓浪屿，刚好进小学读书。
由于家境优越，黄奕住注重文化修养的缘故，上过女子师范学校的黄萱继续接受闺阁教育，鼎盛之时竟有4名家教分别设课国文、英文、音乐等。很多人不明白，像黄奕住这样的开明士绅，屡投巨款于公众教育，却不让女儿上大学，有点奇怪吧？其实黄奕住虽然头脑敏锐、能筹谋、善经营，毕竟出身乡间，文化程度不高，使他决心要让女儿成为真正的名媛淑女。为此，黄奕住特别为英文已经很不错的女儿，重金延请一批名儒硕彦，施教经书格律，一习就是整整5年，为黄萱的古典文学打下深厚基础。
已出落成大家闺秀的黄萱，若是被父亲指定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嫁出，很难保证后半生会不会像岛上深宅大院里的那些孤独侨眷，以模糊的面孔，怀着不为人知的悲欢，默默无闻地老下去，直至寂静。旧时婚姻对女性的命运真是至关重要啊。据说，黄奕住的择婿标准民主开明，完全尊重女儿的选择。而黄萱自己也很坚定，必须是有学识有见地的正派青年，绝不考虑有钱人家的少年公子。经亲戚们推介，厦门周宝巷周殿薰的儿子周寿恺进入黄家视野。黄萱几乎不假思索地芳心暗许，黄奕住推波助澜，两人见面后鱼雁往返，终于缔结婚约。
周殿薰1910年入京会考，中过殿诗甲等，授吏部主事。不久辞官回厦，是厦门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同文中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儿子周寿恺1925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次年转进北京燕京大学；1933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很年轻就成了国内知名的内科专家。这样的乘龙快婿，黄奕住自然好生欢喜。
本来是美满姻缘。不料婚礼上，新郎竟没有到位！黄氏家族一片哗然可以想象。
周家虽然世代书香门第，但比起黄家当时财势倾天，毕竟清贫些。据黄萱女儿周菡推测：也许父亲周寿恺觉得家境贫富太悬殊伤了自尊而临阵脱逃？也许在医学院那些才华出众的女生中，已有他心仪的倩影？假使两者都不是，我猜想，周寿恺在京城接受高等教育，现代文明的熏陶使他生出更浪漫更绮丽的爱情梦幻，是否其中一个未揭晓的原因呢？
此时，表面随和的黄萱忽然显示出孤行决断的一面，给周寿恺发去一封短笺（教育的好处啊），言简意赅，表示从此不再谈婚论嫁。即使谣传周寿恺已在上海娶妻生子，黄萱也一心认定伊人，毫不动摇。
经过多次迟疑和动摇，周寿恺终于在1935年9月与黄萱结婚。时年周寿恺29岁，黄萱25岁，在当年，可真是大男大女了。
黄奕住喜出望外，前嫌尽释，亲自赶往上海主婚。婚礼上黄奕住公开邀请爱婿到他创建的中南银行任副总经理，被周寿恺一口回绝。次日，夫妻俩联袂北上，开始相濡以沫的共同人生。
只有黄萱这样的女子，才能无怨无悔伴随周寿恺浪迹天涯，倾力支持他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选择：为丈夫全心投入抗战而带着幼儿借住香港娘家，随即又举家在贫瘠的贵州山区辗转，过简朴艰苦的日子。临解放，已是国民党少将医官的周寿恺拒绝留台，回到大陆追寻祖国医学事业，夫妻俩必须承担前途未卜的风险，黄萱均义无反顾。
多年后，当了中山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终于发自肺腑地对贤妻说：“如果在众多的教授夫人中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你。”
1951年11月间，身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夫人的黄萱，经同院教授陈国桢夫人关颂珊的正式推荐，来到著名学者陈寅恪家里，试任助手。
此时，陈寅恪已经失明好些年，因而感觉更加敏锐。虽然他至死都没有见过黄萱的模样，却仅凭短暂的接触，从自己丰富的阅历中，分厘不差捕捉到他一向心仪、竭力赞赏过的“门风家学之优美”，立刻请揖进门。
1952年11月22日，因学校经费不够，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只付一部分工资。
刚开始工作的那一年，对两人都很不容易。大师精通十几国文字，包括突厥文等艰深语种。他治学严谨，涉猎渊博，其思路如瀑布如奔马如神龙入云如流星四泻，黄萱一时如何跟得上？黄萱好几次想打退堂鼓，话到嘴边又咽下。因为本来脾气很大很怪的陈寅恪，却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配合新助手，甚至一字一字写在黑板上，让黄萱一字一字地记录。这以后漫长的13年，陈寅恪也从未对黄萱发过脾气。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中山大学正式聘黄萱为专任助教。一直到退休。她真是永远的助教，工资只有七十四元。
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有精辟而动人的断言：“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周寿恺曾经说过，陈寅恪能无保留地接受黄萱做助手，是看准了黄萱为人的笃诚与信义，绝不会将陈寅恪的私事随便张扬的。在众多身沐师恩的后学末进一起避嫌远离的时候，毫无心机的黄萱走进陈寅恪的荒凉困境，恪守职责尽心协助，使其在暮年获得情谊滋润，温馨的慰藉，激活起磅礴充沛的创造力，取得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
“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惊吓与折磨的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对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恳辞相对：“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黯然：“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20年后，黄萱不无感伤地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正如陈寅恪对黄萱有过的定语：“拿得起，放得下。”黄萱深谙孰可为孰是不可为的处世准则。“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大美者无言，或者说，面对大美者无言？这也是一种境界，并非所有人都能坚持。
1969年10月7日天亮之前，历尽苦痛贫病交加的一代大儒陈寅恪，无声无息含冤逝世，享年79岁。45天后，患难与共四十载的爱妻唐晓莹，从容交代完后事，亦相随而去。
1970年，医术精湛的内科专家周寿恺受尽毒打，竟以区区阑尾炎“不治身亡”，连黄萱也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令人唏嘘！
1973年，63岁的黄萱从中山大学退休。1980年迁回故土鼓浪屿，落叶归根，悄然住进父亲留下的老房子里。2001年5月，91岁的黄萱在儿女的怀抱之中合眼睡去，再没有醒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