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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遗脉之黄兴子孙:英雄原来尚黄老
 

作者:陈曦
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从9月初开始,76岁的黄伟民一直都在忙着筹备湖南省辛亥后裔联谊会。我见他那天,参会的老朋友都到长沙了,他日程安排得很紧,上午聊了不到一个小时,他要去长沙县统战部办事,午饭后赶回家又要接待客人,再坐下来和我讲古的时候,已临近下午四点。
  他是黄兴的长孙,搞过20多年体育,当过湖南省民革副主委。武将家庭出身的他举止斯文,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即使谈到委屈、不平之事,他也会淡淡地说“都过去了,算了”。他说,“不争”是黄家的传统。
  “祖父曾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功成而不居”,“满目云山居士乐,一毫云雾不需惊”。他有两次大让:一次是推荐他做同盟会会长,他让给了孙中山;一次是推举他做临时大总统,他又让给了孙中山。孙中山要建中华革命党,他跟孙中山有分歧,孙要他离开两年,他就去了美国。”
  黄伟民说,祖父旅美期间,袁世凯称帝,他把秘书石陶钧和儿子黄一欧都派去支持蔡锷搞护国运动,自己则帮蔡锷筹集军饷。为了争取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支持,祖父致信唐继尧,说他保证起义成功后,蔡锷一定不会当云南都督,地盘还是唐的。唐继尧收到军饷和黄兴的承诺,遂与蔡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
  黄兴自己不争权,他的两房夫人也不争风吃醋。两房夫人,一是结发妻子廖淡如,一是战友徐宗汉。广州起义时,黄兴深受重伤,是徐宗汉将他送到医院,并以黄兴之妻的名义在手术单上签的字,黄觉得应该给徐一个名分,便娶了徐。
  “祖父跟徐宗汉是在革命友情下促成的姻缘。当时如果没有徐宗汉,祖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所以我们理解,奶奶(廖淡如)也理解。”黄伟民说,徐宗汉第一次到长沙见廖淡如时,作为后过门的媳妇,她还按照广东的习惯,恭恭敬敬地为奶奶沏茶。在他记忆中,两位奶奶处得不错,她们的孩子感情也很好。祖父去世后,她们各自带着儿女分开住,但仍有交往。后来廖淡如的小儿子黄乃(原名黄一寰)去延安,徐宗汉通过周恩来、邓颖超还给了不少关照。
  从小听惯了祖父的故事,黄伟民把很多事情看得很淡。尤其是,当历史的风烟已经飘过,历史人物间的恩怨就变得很不重要了。他给我讲了两个他亲历的有点“穿越”的会面故事:
  一是他请袁世凯的曾孙女袁静跳舞。今年在上海,他参加了海峡两岸文化论坛。论坛结束后的舞会上,他主动邀请一同参会的袁静跳了支舞。这颇有些一笑泯恩仇的味道,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当年,袁世凯复辟,遭到黄兴等革命党人的讨伐,谁成想,百年后,二人的后代能在一起跳舞?
  袁静今年要退休了,但闲不住,黄伟民还给她出主意,建议她与天津文史馆联系一下,看看能否做些文史方面的研究。“袁静蛮有意思的,她说大哥你这个意见是对的”。
  一是他与黎元洪的孙子黎昌晋的见面。“我们在北京参加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时,他老盯着我,怕我说他祖宗的坏话。我哪能这样?他对我太不了解了。”黄伟民笑了。
  有朋友曾说他:“你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能交朋友。”黄伟民说:“三教九流都是中国人嘛。”
  其实,他的朋友不止中国人。我们见面前几天,他刚刚接待了宫崎寅藏的后人。黄家与宫崎家是世交,黄伟民的父亲黄一欧早年还在宫崎家住过几年。
  1904年,华兴会甲辰起义事泄,黄兴一家东躲西藏,黄一欧遭到捕杀,被秘密送往日本。两年后,黄兴也到了日本。第二年,14岁的黄一欧加入同盟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会员。但这次旅日期间,黄兴的社会活动多,经常不在家,黄一欧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宫崎寅藏就将黄一欧接到他家居住,一直住到1911年。
  广州起义计划确定后,黄一欧被父亲召回效力革命。他随身携带了4大箱行李,内装50支驳壳枪、20支勃朗宁和一万多发子弹。当时,外国人的行李在海关免检,黄一欧就假冒宫崎寅藏之子宫崎龙介的身份办了护照,穿着和服,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把枪械顺利运到了广东,并参加了广州起义。随后,他追随父亲南征北战,辗转长沙、日本。
  武昌起义时,黄兴又将黄一欧召回国参战。本来他想让儿子到武昌与其并肩作战,但后来儿子被派往上海,参加陈其美领导的起义。目睹上海起义的一位日本友人对黄兴说:“你儿子在前线非常勇敢,他来见我时脸上、身上都是血,但你不要担心他。”上海起义后,黄一欧又参加了南京战役。
  在南京作战前,黄兴给儿子寄去一封八字家书:“努力杀贼,一欧爱儿。”落款处盖的是黄兴常用的闲章“灭此朝食”。
  黄兴过世后,黄一欧不想卷入政治风波,但对国家的责任感和特殊的家世背景让他很难完全脱离政治活动。
  1917年到1920年间,为制止军阀对湖南的控制,他多方奔走,配合湘军驱除了傅良佐、张敬尧和谭延闿。接管湖南政权的赵恒惕为酬谢他,请他担任长沙市政公所总理(相当于长沙市市长)。黄一欧因想搞城市建设,便出任这一职务,他编制了《长沙市政计划书》,计划把城墙拆掉,道路建成27至60米不等的大道。这将使长沙市区扩大近20倍,但毕竟尚处战争年代,不可能搞大型城市建设。1923年,黄一欧辞去这一职务,先后在安徽、天津等地供职。
  蒋介石登上权力巅峰后,其独裁作风让黄一欧深感不满。1931年,孙科反蒋,他应邀到孙科那里任广东国民政府政务委员,但孙科很快向蒋介石妥协,实现宁粤合流。他不愿去南京任职,但在很多人的劝说下还是去了,在孙科任院长的立法院做立法委员。
  日军入侵,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黄一欧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抵抗战略,终于在1943年借口养病,悄悄回到湖南荷叶岳母家,与妻儿隐居田园。他对当时只有6岁的黄伟民说:“有人要害我,若有人来找我,千万别说我回来了。”黄伟民依稀记得,当时的确有留着八字胡的日本人来找过父亲,因为父亲与日本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想找他来维持日本在中国的政权。作为爱国主义者,黄一欧自然不可能与侵略者合作。
  抗战八年,金瓯重圆。湖南的国民党人士多次请黄一欧出山,都被他婉拒。他搞起了实业,先开了一个煤球厂,煤球普及后又做蜂窝煤,还引进了机器,但都亏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把家里的钱都弄没了。他说我们就过平常百姓的生活。”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倾覆前夕,程潜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力邀黄一欧助其一臂之力。程潜是黄兴的老部下,又是黄一欧四弟黄一球的岳父,黄一欧难以拒绝,便担任了湖南省政府顾问。程潜虽统揽湖南军政大权,但处境很危险,蒋介石在他身边安插了一批黄埔亲信和军统特务,桂系在湖南也有很大势力。黄一欧时常陪程潜到各地视察,凭着丰富的经验、社会关系为程潜打了不少掩护。黄伟民记得,父亲那段时间回家很少。“一次父亲回来,浑身黑乎乎的,我说你怎么又去做煤炭了?他说不是,他是坐在烧木炭的车里回来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是在保护程潜。”
  在湖南解放问题上,黄一欧对程潜说了“三个得”:走不得,打不得,只和得。黄伟民不知道父亲的建议在程潜那里产生了多大影响,但程潜后来确实起义了。
  这时,国民党开始逃离大陆。蒋介石想让黄一欧一家也去台湾,先是通知他去领赴台的船票,随后又派人送来了飞机票,还拍了一个电报让他们不要跟着共产党走,黄一欧置之不理。最后一次,蒋派与黄一欧交好的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黄杰亲自带他们走。黄杰与太太当时乘专机从衡阳飞到长沙。黄一欧事先已得知消息,便带着一家人又一次躲了起来,仅把12岁的黄伟民留在家里接待黄杰。黄伟民按照父亲的嘱咐告诉黄杰,父亲出去几天了,不知去哪儿了,联系不上。黄杰走后,第二天父亲就回来了。
  黄伟民再一次见到黄杰是在45年后,他到台湾参加黄兴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去看了黄杰。黄杰已经90多岁,卧床不能言。“他闭着眼睛,他弟弟说:"一欧大哥的儿子伟民来看你了。"他就睁开眼盯着我看,好像在审视,我是不是他当年离开大陆时最后见到的那个小孩。他这一看,眼睛再一闭,眼泪就流出来了。护士怕他激动引起脑血管破裂,就不让我们说了。”
  在黄伟民印象中,父亲的性格与祖父很像,遇事不争、为人随和、朋友很多。上世纪50年代,父亲在湖南省政府参事室供职。一次单位加工资,父亲本应加一级,但另外两个没加成的同事就吵架。父亲说,你们别吵了,我不要了,给你们。领导觉得这样不妥,后来父亲加了半级,另外两人分半级。
  还有一次,有人说父亲欠他钱,到家里讨债。父亲什么都没说,就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给了那人。黄伟民问父亲,为什么没把欠条收回来。父亲说,那个人是不好意思,他是到这儿借钱的。
  新中国成立后,黄一欧经历了这个国家所有的政治运动。文革期间,红卫兵给黄一欧定的罪名是期盼变天,黄家保存的黄兴资料全都烧掉了。1977年,他当选湖南省政协副主席,3年后,又当选民革湖南省委主委。为传承家风,晚年的黄一欧在秘书的协助下编订了《黄兴年谱》。他觉得儿子性格太实,不适合做官,病重期间,他对儿子说:“你不要做这个,去搞你的专业,从专业上发展,肯定不比这个差”。类似的话,黄兴临终前也给黄一欧说过。
  黄伟民自小酷爱体育,1957年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在长沙经五路小学当体育老师。“那时候,我一周上24节课,每天浑身是汗。起初我不会打排球,就跑到郴州女排训练基地看了一个月,连袁伟民骂人都看到了。”
  当了几年体育老师后,他开始在当地一家体校当兼职教练。1973年,被调入长沙市北区业余体校当教导主任兼教练。“我有时候不光指导我的学生,也指导别人的学生。有一次长沙市乒乓球比赛,我当裁判,看完了以后我就跟一个参赛选手说,你的搓球非常好,你打了搓攻,不要打退攻。他听了我的话,第二局一下就把对方打下来了。后来另一个队的教练说,如果你再指导我们就去告状了,我就不指导了。”
  黄伟民没想到的是,就像他父亲最终还是没听祖父的话一样,他后来也违背了父亲的遗愿。当然,父子两人从政都不是为了争权。
  父亲1981年去世后,就有人来劝黄伟民加入民革,他婉拒,但架不住对方一再做工作,还是出任了民革湖南省常务副主委。
  当时民革内部派系复杂,一些老人觉得他是统战部派过来的,又顶着黄兴的光环,对他很抵触。黄伟民虽是常务副主委,但没有人事权和财权,做事时就被推到前面去了,而且还有人跑到省里和中央去告他的状。“我有时候就气,我不想当官,父亲也不让我当官,是我自己走错了路。”
  太太宽慰他:“想想你祖父,他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坚持到最后。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你的委屈没那么大吧。”
  这让黄伟民宽解不少。“很多事情我都知道,但有时候只能装傻。既然没有办法,只好包容。我尽量做一个让人家能够接受我的人,就这样干了15年。”
  但他不能释怀的是,一些人因为对他不满,把很多不实之词加到祖父身上。“我就算不能为祖上增光添彩,至少不要让人家骂我祖宗吧。”他很在乎祖父的名声,但真正走近祖父的世界,是从父亲去世前他张罗成立黄兴故居开始的。
  1979年前后,黄一欧派儿子去老家湖南省善化县龙喜乡凉塘村(今长沙县黄兴镇)寻找故居。父亲说,故居前有三口很大的池塘,房子掩映在树丛中。黄伟民找过去发现,池塘还在,树没了,房子破破烂烂,里面住着七八户农民。
  黄兴故居离长沙市区几十里,那时交通不方便,黄伟民一有空就骑车跑过去了解情况。父亲殁后,他两次给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首道写信,希望政府把故居保留下来,并获得支持。后来王首道就找到相关部门批了6万块钱,让农民搬了出去。黄伟民也想法把文革期间抄走的家具找了回来。
  此后,他四处奔走,不断写提案,找领导完善故居。令他遗憾的是,故居后花园那一块还是被破坏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有人提议建一个辛亥人物纪念馆,但政府不愿在外面给地皮,就在黄兴故居的后花园批了块地,结果把后花园的原貌损坏了。“我给文物局局长打电话说,有政策说不能在原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的范围内建新的东西,对方说,这是上面批准的。我也没权力,很无奈。”
  在推动恢复故居的过程中,黄伟民逐渐对祖父有了相对完整而清晰的认识,也越发理解祖父“笃实、无我”的作风,从而萌发了研究祖父的强烈愿望。“我做这些不是给自己增加光环,而是还原历史,回到公正地评价黄兴上来。”
  黄兴逝世后,国民党誓师大会决定,每年10月31日纪念黄兴,十年一次全国性纪念,一年一次小型纪念。但后来蒋介石不做了,因为10月31日是蒋的生日。明年是黄兴诞辰140周年,黄伟民准备给马英九写信,他想问问,当年国民党誓师大会做的决定还算不算数?
  台湾发起黄兴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也是他策动的。当时,他给一位台湾的教授朋友写信说:“共产党不纪念黄兴我能理解,毕竟黄兴生前没怎么跟共产党发生关系,但国民党不纪念他,是不可理解的。”那位朋友设法把这封信转到了李登辉手里。后来,黄伟民就受邀到台湾参加了黄兴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活动。1994年,两岸还没有自由通行,黄伟民算是厅级干部里最早去台湾的人之一。
  此次赴台,他将所有在台湾的湘籍辛亥革命后裔拜访了一圈,印象最深的是黄杰、黄少谷。那时黄少谷93岁了,身患前列腺癌,隔几分钟就要上厕所,已经不能见客。“听说我来了,他就打电话过来说"你是一欧的儿子是不是?你来了怎么不来看我呀?"后来他派人把我接过去,我们合了影,他一定要留我吃饭。”黄伟民回来一年多时间,黄少谷就去世了。
  黄兴孙辈散布在长沙、北京、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最小的也60多岁了。与祖辈相比,孙辈这一代都是平常人,黄伟民对此很淡然:“中国不是有句话古话嘛,富不过三代。其实,名也不过三代。”
  黄伟民的儿子黄柏禹今年37岁,眉眼、脸型、身材都很像曾祖父。他在湖南一家媒体工作多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夹着公文包,不苟言笑,问我怎么看待媒体转型,但不肯多谈自己。他也已经参与进父亲牵头的黄兴研究中来。父亲成立了黄兴研究会,他是副会长。
  黄柏禹读初中时,对历史很敏感,历朝历代的皇帝、大臣、大事,他比很多孩子清楚得多,黄伟民就有意引导儿子对辛亥革命的兴趣,包括对曾祖父、祖父的感情。这次黄伟民搞湖南辛亥后裔联谊会,儿子也参与组织。在黄伟民看来,他是在为儿子搭架子。“他来做,肯定做不起来,只有我插手才行,因为所有的辛亥后裔都跟我有联系。我团结人的本事还是有的。”黄伟民常跟儿子讲,一定要听取不同意见,像曾祖父那样,要有人格魅力,“你看立宪派、改良派、革命派全都能团结在他周围”。
  经费是这个民间团体面临的现实问题。单靠父子俩积蓄远远不够,他们也在吸引更多支持,黄伟民觉得儿子在运作上更灵活、更开放,也更接近社会。
  “你们做这些研究和联谊活动,自己还要搭钱,为了什么?”我问黄伟民。
  “就是要让子孙不要忘记祖上德行,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哪儿,家风要能够传下去。”
  “你觉得你孙子这一代,是不是就不那么容易传下去了。”
  “在当今社会,像我们这样的不敢违背祖训的,还不是很多。我是从来就不敢越过雷池一步,雷池就是祖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