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洽：殚思求火种，深情寄木铎
来源：清华大学网站

　　“黄祖洽院士是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战略核武器设计立下不朽功勋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和彭桓武院士一起奠定了我国核反应堆理论和设计的基础；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探索和理论设计率先开路，贡献卓著；他在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和输运理论方面，做出开创性发展。同时，他为我国物理基础研究发展殚思极虑、锐意开拓、广育人才、无私奉献。黄先生一心为国、淡泊名利、刚正不阿、治学严谨、奖掖后进的高尚品格，在我国物理学界更是有口皆碑，广为人知。”看了这一段中肯的评述，对黄祖洽先生80寿辰（2004年10月9日）吸引了朱光亚、彭桓武、杨振宁、李政道、何泽慧等五十多位院士欢聚一堂也就不足为怪。在生日聚会上，杨振宁先生郑重地向大家介绍他心目中的黄先生时指出，二十世纪是中华崛起的世纪，而这崛起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许是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国防上的重大成果，而在此之中，黄祖洽先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实在是一个盛会，中国物理学界几代的领袖人物今天都出席了。我和祖洽都八十岁了，到了八十岁，不免要回想这一生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如果祖洽回想他对于中华民族子子孙孙，对于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贡献，我想他会感到骄傲和激动的。”

一、踏实求学，真金火煅，玉经琢磨终成器

　　黄祖洽先生192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黄迪庆曾在司法界工作，后为中学教员；母亲张孝洵通文墨，操持家务抚养子女之余，喜阅报章古诗。受家庭影响、父母教育和学校老师的奖掖扶持，黄祖洽自小就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并逐渐具备了自学求知的能力。黄祖洽的少年时代，正处于我国外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遭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剿共”内战之苦，民不聊生的时代。国患家贫，使少年黄祖洽养成在困难面前不服输、不信邪、自立奋斗的倔强性格。1937年秋，他考入长沙兑泽中学，1938年日寇逼近湖南，国民党放火烧长沙，黄祖洽只身赴江西铅山，就读迁于该地的江西省九江中学，直至1943年高中毕业。高中三年，他一面认真读书，自学大学数理课程，一面与其他几位赣、皖籍同学自辟“三省园”，开荒种地，以改善生活。在此期间，黄祖洽写下了不少作文，联系实际，抒发个人志向，评论古今人物，抨击汉奸贪官。为文犀利，逻辑严密，今日读之仍令人叹服。
　　高中毕业后，黄祖洽虽考中厦门、广西、中正三所大学，但他听说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是全国最好的，因为那里集中了全国物理学科方面最好的教授，便下决心去那儿学习。遂或步行或搭车，长途跋涉，远赴贵阳考场投考西南联大。可惜到达后为时已晚，过了考期。黄祖洽志向不改，一面自学，一面谋生，终于在1944年于昆明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圆了自己的求学梦。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后组建而成，它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学校，以教授水平高、学风校风好、爱国空气浓、进步力量强大而蜚声中外。由于是在抗日时期，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非常艰苦，教学研究设备也极简陋。黄祖洽没有经济来源，靠学校发放贷金，加上自己到图书馆做些管理工作来应付自己的一日三餐。他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求学梦想。黄先生曾说过“坏的时代里，许多有才华的人夭折了，也有因为坏的时代的压迫而变得坚强的人，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也是因为那个时代逼迫成的吧。”1945年美国将原子弹投在了日本的国土，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对黄祖洽来说，这件事坚定了他一生的选择，他对核物理的兴趣更加浓厚了。黄祖洽深知，一个国家要想雄居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因此他更加发奋学习。1948年黄祖洽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黄祖洽毅然选择了到清华研究生院攻读研究生，他先在钱三强、何泽慧二位先生的指导下研究了半年核乳胶，后随不久前从英国归来的彭桓武先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黄祖洽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就创造性地用变分法算出氟化氢分子的各种结构常数完成硕士论文，并于1950年从清华研究生院毕业。黄先生从此告别了他在学校读“小书”的生活，开始了一生读实际“大书”，为国建功、创造辉煌的艰苦历程。
　　上学期间，黄祖洽先生就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而且是一个很积极的分子。何祚庥先生总结道：“当时在学生工作当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忙于学生工作没功夫看书，另一类是忙于书本不关心国家大事，黄祖洽是属于功课非常之好，成绩非常之优秀但是又关注国家大事的一位进步同学。”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有“民主堡垒”之称。因为它继承了抗日前北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传统，同时也是因为它地处昆明，在云南地方政府的直接管辖下，蒋介石的统治有点鞭长莫及，相对弱一些。联大的反内战集会遭到武力威胁后，昆明市于1945年11月27日，召开各大中学校代表大会，决议全市总罢课，并成立了各校罢课联合委员会。黄祖洽先生在罢课委员会的组织下，参加一个小组上街宣传，向人民解释内战必然毁灭中国的道理。一次到五华中学去，遇到学校当局关上校门，他便利用自己个子小的特点，从铁栏杆的缝里钻进学校向学生宣传。又有一次，黄先生随着一个小组到昆明市中心??近日楼去宣传，很快就围上来许许多多老百姓，听他们讲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的道理，控诉军警对联大学生集会的武装威胁。由于人多，后面的听不清楚，他干脆爬到近日楼的高台上大声演讲。

二、峥嵘岁月，多立功勋，尖端理论摇龙首

　　从1950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到1980年调至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之间的30年，是黄祖洽先生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无私奉献、取得重要科学成就的30年。此一阶段，除1951年至1952年被派往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物理研究一年后因病回国治疗（利用近一年的半时休养之机，黄先生从俄文版翻译了伊凡年克和索科洛夫编写的曾获斯大林奖的《经典场论》，以供从事数理物理学习和研究的人参考）外，黄祖洽先生一直在原子能科学研究第一线攻关破阵。在真正的科学帅才钱三强先生的指挥下，他相继在我国核反应堆理论和原子弹、氢弹的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53年，黄祖洽先生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的理论研究。他从1954年即首先钻研中子输运理论，并于1955年用球谐函数展开法求得无限长黑圆柱情况下Milne问题准确到P5的近似解。1955年11月至1956年6月去苏联实习期间，黄祖洽先生纠正了苏方在重水堆的理论计算方面原设计中有关临界大小数据的错误。1958年黄先生领导并参与了核潜艇用反应堆的初步理论设计，同时也组织了其他一些类型反应堆的理论探索。在那一时期，彭桓武、黄祖洽教授等回答了大量有关核反应堆的理论以及实际和决策问题，培养了大批核反应堆方面的科技工作者，在核反应堆工程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质和开拓性质的工作。譬如，1966年，黄祖洽先生任第二机械工业部为解决核材料的临界安全问题所设立的专门小组组长，提出了保证临界安全的一系列措施，所制定的操作规程正式成为二机部指导核燃料临界安全的规范文件之一。他这一时期关于核反应堆理论上的创造性工作，后来总结并反映在他的专著《核反应堆动力学基础》一书中。该书1983年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获当年全国科技图书二等奖。钱三强教授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向广大反应堆工作者推荐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物理理论的研究方面，黄祖洽先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1957年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原子弹图纸资料几个月后，黄先生即在钱三强先生直接领导下，带领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一个小组开始探索原子弹设计原理。从1960年开始，他开始领导一个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理论进行研究。这一小组对氢弹中各种物理过程和氢弹作用的原理及可能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起到为后来的氢弹理论设计探索道路、提出想法、准备有关方程和数据、先走一步的作用。同年底黄祖洽先生开始在二机部九院兼职，参与原子弹设计中所需材料的状态方程、中子输运、中子引爆装置结构原理、核反应动力学方程等的理论研究及加强型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1965年他与轻核理论小组一起被调至核工业部九院理论部，并担任副主任（后改任北京九所副所长），参与氢弹的理论突破，并领导了一些型号氢弹的理论设计。
　　震动世界的1967年6月17日，我国西部地区上空氢弹的惊天一爆，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并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纪录。钱三强先生后来高度评价了黄祖洽先生领导的氢核理论组的成绩，他说：“我们为什么原子弹爆炸后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爆炸了氢弹，而法国却要经过六年多的时间？法国的原子弹比我们先爆炸，而我们的氢弹却比他们先爆炸。除了我们在原料问题及早做准备外，就是因为在专业设计机构抓原子弹设计的同时，在二机部党委委托下，原子能研究所有一部分理论骨干集中精力探索氢弹原理，等到两支队伍一会师，就比法国快得多地把氢弹关突破了。”
　　黄祖洽先生在氢核理论预研和后来的氢弹理论设计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总结他在此期间理论成果的一系列论文（如《关于起反应的粒子混合系统的运动论》、《关于氢核反应装置中氢核的能谱和有关的问题》、《关于高温高压热核反应系统的中子输运方程》、《高速运动介质中中子输运的新处理方法》），不仅对氢弹理论设计有直接的应用，而且对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和输运理论的基本问题有新的发展。由于在发展我国核科技事业中的出色工作，黄祖洽先生于1956年晋升副研究员，1962年晋升研究员，年仅38岁。他作为《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的主要作者之一，获得“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早在1964年，黄祖洽先生就曾在一次核物理学界的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对在反应堆和核武器研制中有重大作用的核数据的实验测量和理论计算工作。但由于文革，一直未能落实。1972年初，就在他从河南省一所“五七”干校回京不到两年，他正式向有关领导部门呈送报告，建议组织核数据工作，后来正式成立了中国核数据中心，从而稳定和加强了有关核物理工作者的队伍建设。黄祖洽先生一直担任中国核数据中心的顾问，关心着我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
　　这些年来黄祖洽先生一直活跃在理论物理学的最前沿。在中子输运理论和玻耳兹曼方程的求解方面，黄祖洽先生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他与学生丁鄂江合著的《输运理论》一书，198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他作为第一作者的研究成果《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驰豫和非平衡输运》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6年以后，黄祖洽先生开始从事浸润相变的研究工作，两次被意大利理论物理中心邀请做报告。作为《浸润相变的研究》的第二作者，黄先生获得“199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1996）。作为第一作者的学术专著《表面浸润和浸润相变》成为物理学前沿丛书，1992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近年来，黄祖洽先生在金属晶格中的反常扩散、金属氢合成的新途径、相变动力学、强场物理、分形物理、血液流变学、自组织临界性等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些成果部分已收集到199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祖洽文集》中。此间，黄祖洽先生还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物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并担任《中国物理快报》的第一任主编。
　　黄祖洽先生于1983年接替重病住院的王竹溪先生担任了中国物理学会主要刊物《物理学报》的主编，直至1999年离任。黄先生承继先师，循王竹溪先生办刊“坚持原则，处事秉公，奖掖后进，平易近人”之道，使《物理学报》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他主持学报的16年间，先于1984年创办了英文版“Chinese Physics Letters”，又于1992年创办英文版“Acta Physica Sinica”（Overseas edition），并亲自用英文撰写了两个刊物的发刊辞，为中国物理学研究成果及时与国际同行交流开辟了新阵地。同时他坚持学术刊物出版的严格道德标准，领导《物理学报》与各种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保证了刊物的学术水平和健康发展。

三、传道解惑，甘当人梯，且把金针度与人

　　黄祖洽先生认为教育工作是关系国家科技和教育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战略大事，他认为老一辈科学家自己在科学第一线工作固然重要，用自己丰富的科研经验带出一支基础扎实，思想活跃，既有开拓精神又有严谨学风的科技队伍更有深远意义。因此在我国的核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后，他就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转到教育工作上来，尽力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养高水平的人才。
　　早在1956年上半年，黄先生就与彭桓武先生合作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举办了为期一年的反应堆理论训练班，为祖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人员。即使在“金铎急催”的氢弹研制期间，他仍然在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兼职指导学生做毕业论文，而且于1964年秋天正式招收研究生。
　　1980年，黄祖洽先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从核工业部九所副所长的任上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任所长，4年后改任名誉所长。当时北师大低能核物理所刚刚创立，各方面工作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他就把过去在原子能所和九院九所工作时对科研管理的一些成功经验介绍过来，积极为该所建立比较正规的科研制度。另一方面他还通过组织学术讨论会，对所里教师们的研究工作方向提出一些建议，帮助他们迅速成长为有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国家恢复了学位制度后，黄祖洽先生把心血倾注在培养和指导研究生工作上，并且经常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培养年轻科技队伍的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黄祖洽先生以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敏锐的科学眼光、民主而又严谨的治学态度先后培养出4名硕士、15名博士，许多毕业生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成为许多单位科研和教学的骨干。他所指导的年轻博士杨洪流的论文被评为1999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之一。
　　黄祖洽先生在教书育人上有许多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学生冯世平特别强调黄先生能够“培养研究生的理论直觉能力”。黄先生把导师的指导作用归结为六个字：引导、鼓励、帮助。他把提高研究生的素质，扩大知识范围，活跃学术思想，培养科研能力贯穿于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全过程。黄祖洽先生根据研究生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事物的特点，注重引导学生接触前沿课题，熟悉最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具有实际应用前景的理论问题，使他们在学习阶段就进入前沿领域，为完成高水平的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还十分重视学生独立工作能力、表达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他总是因人而异地提出研究方向及要求，然后放心大胆地让学生自主地提出问题，独立地思考并加以解决。他与学生们一起讨论，从中给予启发式的指导。一旦学生提出了新的想法，他立即给予鼓励，并帮助使之完善。经过几年的培养和训练，学生们的学识和能力都有较大的提高。黄祖洽先生主张学术民主，总是和学生们一起讨论，鼓励他们提出新的思想，并鼓励他们向别的老师请教。在论文题目的选择上，他也给予学生相当的自由，以使他们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发展。他的一个学生冯世平在做博士论文期间，本来题目是有关金属氢方面的课题，可是对超导更感兴趣，并已有了一些基础，黄先生就支持他改变了论文题目，鼓励并指导他深入研究下去。冯世平毕业后正赶上“高温超导”的发现，他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发表了4篇论文，其中有一篇还受到了著名超导专家T.M.Rice 的好评。冯世平现已晋升为教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系主任，94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97年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也已培养出了一大批硕士生和博士生。黄祖洽先生始终强调严谨治学、严格把关。无论是在学生从事研究的过程中还是在论文完成后，他都对每一个步骤和细节仔细地检验，认真地审查，逐个地推导公式、验算数据，就连文字语法上的错误也不放过。他希望通过这些“小事”，说明什么是认真的态度。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们不仅在学术水平上得到了提高，还学到了严谨治学、民主讨论的作风，培养了为科学献身的精神。黄祖洽先生还认为，只有教师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前沿的学术思想，才能使研究生得到高起点、有价值的研究题目。他提倡“教学相长”，把研究生的培养和教师本人的学术研究相结合，从教的这些年来他一直活跃在理论物理学的最前沿。
　　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开始独立承办材料物理专业的本科班，黄祖洽先生对此十分重视，多次组织所学术委员会对培养方案进行讨论。他认为，要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必须从基础抓起，教授、院士不为本科生上课的现象不正常。虽然那时他已75岁高龄，还主动提出为本科生开设“现代物理学前沿”和“人类生存发展与核科学”两门课。2002年，他又给大三和大四年级的同学开讲了“粒子物理基础”专业课，同时还承担了为研究生开设的“诺贝尔物理奖专题选讲”的一部分课程任务。为了深入浅出地讲好这些课程，黄祖洽先生积极收集最新信息，在出国期间也念念不忘，一有时间就去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以先生学识，对这些课的内容自然非常熟悉，可每次课前，先生都积极收集资料，有时哪怕是为了核对一个年份或一个基本的物理单位，他都要查好几本书，直到找到确凿的证据为止。每节课的讲义先生都要仔细地检查几遍，其中的公式都亲自推导，即使是最简单的公式也要演算一遍。同学们对课程的要求和建议，黄先生都虚心听取并积极采纳，一旦他们遇到不懂的问题，先生都耐心地讲解，一遍不懂就讲两遍，直到弄懂为止。虽然学校只要求教师批改学生作业的三分之二，可黄先生对每个学生的作业都认真批改，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书写错误都不放过。先生的这种敬业精神在学校里被传为佳话，成为青年教师学习的榜样。先生的课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2000年和2002年黄先生两次荣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优秀教师”光荣称号。并于2000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还被授予“北京市优秀党员”、“北京市师德先进标兵”、“北京师范大学师德先进标兵”称号。
　　黄祖洽先生还十分重视科普工作和基础教育。为了向青少年普及原子能的知识，1994年他写了一本《科学家谈物理：探索原子核的奥秘》，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被评为湖南省委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他的一本科普新著《离子束和材料改性》一书于2002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老而弥笃，躬耕不辍，无声奉献党人风

　　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黄祖洽先生始终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不忘党的奋斗目标和做好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人力量虽微薄，化入集体为人民”。虽然已年逾古稀，但他仍然非常积极地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无论是支部的组织发展工作，还是党的路线政策的学习，他都认真准备，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和建议。面对近年来社会上唯心主义的猖獗，黄祖洽先生始终坚持唯物论，自觉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伪科学和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的邪教作斗争。黄祖洽先生主动给青年学生做讲座，教他们如何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识别伪科学。他在“人类生存与核科学”的教学中，通过对原子核微观世界中的运动规律的讲解，批判了法轮功鼓吹地球毁灭等反科学的邪教本质。
　　“桑榆虽云晚，心旷不蹉跎”，黄祖洽先生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始终关注着国家各种现实问题，积极参加各种重大问题的讨论、评审和争论。在2000年召开的国际中小学科学与技术教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讨论会上，黄先生作了《对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一些看法》的报告。他认为中小学科学教育要使孩子们在知识方面、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方面以及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方面都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并因此要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由此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借鉴意义的措施和方法。这几年，先生笔耕不辍，不断地在《物理》、《现代物理知识》、《光明日报》、《科学时报》、《大学生》、《新世纪的嘱托??院士寄语青年》等报纸杂志专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著述，如《实验中的理性思维》、《谈读书》、《谈谈学习和思考》、《谈人才培养》、《科学人文本同根》、《时间是最不讲情面的》等，文中饱含着先生治学修身等方面的睿智见解和对后学晚辈的殷殷期盼。专业方面，黄先生也有很多新的进展，比如做了核能和物理学的综述，发表于《物理与工程》2002年第2期。他为第一版“大百科”写了核三体问题、核少体问题两个条目，为第二版“大百科”写了核聚变、核能、结合能、质量亏损、中子、中子俘获、中子核反应七个条目等。如今，若没有会议报告，先生总是坚持到办公室看书读报做研究，孜孜以求不懈努力。
　　面对我国目前仍主要用煤作燃料，而煤是很好的化工原料，且燃烧时会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的现实，黄祖洽先生既惋惜又焦急，他积极探求新的能源，希望开发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新的能源。黄先生还高度关注诚信问题，他引用《论语》中子贡问政的典故，指出“民无信不立”。他对目前社会在很多方面诚信缺失的现象深表忧虑，从市场上充斥的假冒伪劣产品、盗版现象到“最需要求真务实”的科学工作领域中伪造实验数据、剽窃论文，黄先生一一指陈，叹惋之意溢于言表。“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黄祖洽先生认为建立高度诚信的社会需要上级做出表率。他说：“国家没有诚信就无法立足，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如果不以诚信维系整个社会，将是很危险的。”
　　生活上的黄先生十分节俭。他衣着朴素，家里的摆设也十分普通，一个老式的沙发用来接待客人，剩下的就是几个简单的书桌和书柜了。黄先生特别节约纸张，废信封、用过的打印纸都舍不得扔掉，就是在这些纸上，黄先生起草论文、写讲义、推导公式等等。黄先生特别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学生们都愿意跟他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讲述身边的故事。有的学生家境比较贫寒，黄先生都尽力帮助他们，经常叫他们到自己家吃饭等。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曰“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黄祖洽先生倾全部心血，为国家强大，殚思觅火，杏坛育才，可谓立功在先，且为大功。他于1983年后，在科研教学工作中，勤于写作，先后发表140余篇（种）极有价值的论文或专著，可谓立言在后，堪称大著。黄先生之所以能立功立言，是缘于他自少年以来即立下的报国之志以及始终坚持的“自爱”和“爱国”的修身原则。黄祖洽先生16岁在一篇作文中写道：“人能自爱其德，则民族道德可保；人能自爱其智，则民族文化必高；人能自爱其志，则国家必无败类；人能自爱其行，则国家必有良材，如是而国家不强、民族不大者，未之有也。”先生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始终把自己的实践与国家需要和民族兴旺紧紧连在一起。对此钱三强先生和彭桓武先生均有高度评价。钱先生称他是“随着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50到60年代我国原子能事业的迅速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科学进步做出了贡献”。彭先生指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先后受外国的野蛮蹂躏和敌意封锁，为了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事业，新中国召唤并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儿女，黄祖洽便是在这时期成长并有所建树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黄祖洽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工作中虚心求实，主动认真，细致可靠，判断审慎，不盲从、有创见，并善于启迪后学，发挥众人所长”。
　　在黄祖洽先生80华诞庆祝大会上，相处近40年的老朋友何祚庥先生的一番话颇能总结黄先生的一生修为，他说：“我想说，黄祖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早年就积极参加学生革命运动，一直按党的要求做各种工作。他本来对粒子物理很感兴趣，可当国家要求他做反应堆（的研究）时他就做反应堆，要求做核武器（他）就做核武器。后来，他还主动提出新任务，来这里（北京师范大学）培养新一代人才。他还坚决反对伪科学，积极支持提倡风能发电……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做出很多科学工作外，还是一位积极关注社会进步的学者。”就是这样，黄祖洽先生为党为祖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辛勤耕耘了50余年，为祖国的强盛、教育事业的兴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仅为他对科学和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辉煌业绩所感动，更为他全心全意献身事业的精神、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品格、严谨治学不图虚名的作风、甘当人梯扶掖后进的崇高责任感所折服。黄祖洽先生不愧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教育和科研工作者以及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

附：黄祖洽先生简介

　　中国核物理和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1924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清华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所长，4年后改任名誉所长。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输运、反应堆物理、统计物理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参加并领导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理论的研究，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在氢分子激发态的相互作用及强激光场中的原子离化过程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曾兼任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核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副主任，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二届成员，《物理快报》、《物理学报》及其海外版主编，《理论物理通讯》副主编。现兼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核数据中心顾问，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学位评审组委员，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教授。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的专题资助。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8年被授予“北京高等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1年及1995年分别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二等奖。1996年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0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0年、2002年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佳优秀教师”。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员”、“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北京师范大学师德先进个人”。培养出硕士4人，博士15人。发表论文及专著等140余篇（种）。